新華網北京4月2日電 拉薩“3·14”打砸搶燒事件引起了國內外民眾的廣泛關注。四位藏學家2日在國務院新聞辦公室接受中外記者集體採訪時表示，藏族人民與其他55個民族的人民一樣，都希望國家穩定，擁護民族團結，共同建設美好家園。
藏區民眾在多民族互補的經濟生活中獲益
中國社科院民族研究所所長助理扎洛說，包括西藏在內的各藏區從來不是一個單純的藏族聚居區。藏民是牧民，必須依靠農業生存，漢族種糧，藏族牧民有畜產品，而回族善於經商，在他們中間起到溝通的作用。因此，藏民在經濟生活中，與其他各民族形成了互補關係。
扎洛指出，正是在這种經濟生活形態中，藏族農牧民的增收渠道也不斷拓寬。根據中國社科院西藏經濟發展課題組深入藏區120多個村子的調研，除了佔主體地位的農牧業收入，西藏農牧民正在通過採集業、服務業等獲得收益。
隨著市場經濟的不斷完善，藏區牧民不再僅僅為食用而飼養牲畜，而是飼養並銷售短期育肥羊。青藏鐵路通車後，針對西藏農產品在內地旺銷的情況，西藏農民開始集中種植、加工市場利潤高的農產品。近年來，隨著冬蟲夏草和松茸的市場價格不斷攀升，在西藏林區、特別是西藏東部和南部地區，採集業也增加了農牧民的貨幣收入。
扎洛在調研中發現，中央政府近年來在西藏基礎設施建設上投入巨大，吸納了當地大量的勞動力。“他們一開始看不懂圖紙，但經過學習，都可以很熟練地蓋起樓房。”
此外，西藏確定旅遊業作為當地經濟發展的支柱產業，使藏民可以利用傳統民族文化獲得經濟上的回報。不僅旅遊服務和民俗表演為西藏不少農牧民帶來就業機會。一些以傳統手工藝而聞名的寺院和其周邊地區都從中受益。以西藏昌都縣嘎瑪寺為例，當地很多人都到四川阿壩和甘孜地區從事佛像雕刻、房屋建築等。
針對很多外國媒體關心的西藏農民是否在經濟發展中被邊緣化的問題，扎洛說，藏族人的就業機會不僅在傳統行業沒有受到影響，還在新興行業中得到了拓展。“藏族人有很強的學習能力，在他們擅長的領域中有很多藏族的企業家，也有很多漢族和其他民族的人為他們打工。”
扎洛強調，在經濟一體化的時代，人員的交流和往來非常頻繁，西藏也不例外。從民族學和人類學的角度，文化上的衝突和相互適應不可避免，但多元文化共存是非常普遍的現象，所有人都要學會與其他民族和文化相處。
充分尊重藏傳佛教的宗教儀軌和歷史定制
針對外國記者提出的第十四世達賴喇嘛的轉世問題，中國藏學研究中心科研辦公室主任廉湘民介紹說，藏傳佛教至今已有1000多年曆史，分為很多教派，主要有寧瑪、噶當、薩迦、噶舉和格魯等五大教派。格魯派有很多的活佛轉世系統，達賴喇嘛轉世是其中之一。
他表示，格魯派自15世紀初產生開始，其活佛轉世系統就有自己的宗教儀軌和歷史定制。從五世達賴以後，每一世達賴的產生都要經過中央政府的批准。
廉湘民說：“既然關於達賴喇嘛轉世有一整套的儀軌和歷史定制，我們就要充分尊重。出於人道主義考慮，我不願假設現在這位達賴喇嘛去世。至於將來怎麼辦，大家如果去看一下宗教儀軌和歷史定制，看看廣大信教群眾的願望，可能會有一些想法。”
中央黨校教授胡岩說，達賴所屬的藏傳佛教格魯派（也稱黃教）有著優良的愛國傳統，很多僧人在歷史上參與了抗擊英國入侵西藏的鬥爭。在西藏和平解放過程中，藏傳佛教格魯派的很多愛國的高僧大德都發揮了積極作用，例如四川甘孜的格達活佛因為入藏勸和，被西藏少數反動分子毒死在昌都，為西藏的和平解放獻出了自己的生命。
我國目前規定僧人要接受完國民義務教育再進寺院。但由於藏區很大，並非所有的僧人都可以接受完國民教育再進入寺院。胡岩指出，由於眾所週知的原因，達賴喇嘛仍然在影響一些大寺的僧人、特別是一些年輕僧人。這些僧人首先是國家的公民，我們有必要對他們進行法制教育、愛國主義教育，有必要對他們進行西藏曆史、特別是近現代歷史的教育，把西藏人民為實現和平解放和民主改革而進行的鬥爭告訴他們。
“按照我國政府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藏傳佛教的黃教和中國其他各個宗教都是平等的，大家都有美好的前途。” 胡岩說，“但各個宗教也要依照法律適應我國的社會制度。其他出路恐怕是沒有的。”
任何人想在西藏恢復政教合一將遭到西藏各族人民強烈反對
針對西藏一些僧侶在“3·14”事件中的暴力行為，廉湘民表示，中國是一個法制國家，公民表達政治訴求應通過合法手段，中國法律對遊行示威活動有明確的規定。如果僧人們確實通過法律程式才採取這一行動，那就是和平的示威活動，但如果沒有通過法律程式，那就說明這是非法活動。
廉湘民指出，西藏的政教合一時代已經一去不復返了，任何人想在西藏恢復政教合一，會遭到包括藏族在內的西藏各族人民的強烈反對。根據他對1947年的西藏曆史所做的研究，在當時達賴喇嘛政教合一的統治下，西藏地方政府把曾擔任西藏地方攝政的熱振活佛害死，引起了擁護熱振活佛的一些色拉寺僧人的不滿和抗議，此後，西藏地方政府又派軍隊包圍了色拉寺，對寺院造成破壞。
“在政教合一的情況下，會造成許多悲劇。”廉湘民說，在世界上，政教合一的時代已經過去了，中國西藏政教合一的時代也早已過去，西藏的政教分離是歷史的進步，而十四世達賴丹增加措現在還搞政教合一，這和歷史的發展潮流是相違背的。
廉湘民指出，十四世達賴喇嘛是宗教人士，卻經常說要和中國領導人進行政治談判。無論是在1959年以前還是1959年流亡國外後，都長期作為一個政教合一的人物，不僅從事宗教活動，也從事政治活動。
“為什麼一個宗教人士不安心宗教活動，而熱心於政治活動呢？”廉湘民說，“我們希望宗教人士就從事宗教活動，政治活動可以留給政治家去承擔。”
“我願意看到宗教人士在寺廟裏學習佛教經典，繼承藏傳佛教的良好傳統，我也很希望和藏傳佛教人士探討學術問題。但是對像十四世達賴喇嘛這樣的格魯派僧人大量參加政治活動，我是不敢茍同的。”廉湘民說。
中央民族大學副校長喜饒尼瑪說，“3·14”事件確實有值得深思的地方。達賴集團始終要堅持西藏獨立，堅持進行分裂活動，對此我們應該給予高度重視。
喜饒尼瑪說，搞西藏獨立的人或搞分裂的人不會在“3·14”事件後就此罷手，他們還有可能搞其他活動，繼續堅持分裂活動，因此與他們的鬥爭將是一個長期的過程。而鬥爭的複雜性在於，一些西藏獨立或分裂分子總是打著民族宗教的旗號，實際上這並不是民族宗教問題，而是政治問題，是涉及到國家安寧和統一的問題。
他表示，中國是一個統一的多民族國家，56個民族的人民都要為國家的統一、完整、穩定作貢獻，任何人搞獨立、分裂，包括藏族人民在內的全體人民都不會答應。（參與采寫記者：吳晶、田雨、崔靜、李惠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