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華社北京４月１４日電 光明日報１５日將刊登記者訪談《西藏政教合一封建農奴制與中世紀西歐農奴制》，全文如下：
對話專家：
張 雲 中國藏學研究中心歷史研究所研究員
旦增倫珠 中國藏學研究中心社會經濟研究所副所長、研究員
孟廣林 中國人民大學歷史學院世界古代中世紀史教研室主任、教授
對話記者：
光明日報記者 袁 祥 邢宇皓
西藏政教合一封建農奴制是僧侶和貴族聯合的專政
“達賴是舊西藏政教合一農奴制度的總代表。這種農奴制是人類歷史上最黑暗的奴隸制，沒有任何形式的民主、自由和人權，只有農奴主的特權。”“達賴所追求的‘中間道路’，就是要恢復他昔日的天堂，這是要把獲得翻身解放的百萬農奴重新打入黑暗的牢籠。這樣的‘中間道路’，有誰能夠接受呢？”
——外交部新聞發言人姜瑜
記者：外交部新聞發言人姜瑜這番話揭露了達賴所追求的“中間道路”的本質是恢復農奴制度。在歷史上，西藏的農奴制度是一種什麼樣的制度？
張雲：１９５９年民主改革前，西藏長期處於政教合一、僧侶和貴族專政的封建農奴制社會，其黑暗、殘酷比中世紀西歐的農奴制度有過之而無不及。
旦增倫珠：被稱作“西藏通”的英國人查爾斯·貝爾在他的《十三世達賴喇嘛傳》中這樣寫道：“你從歐洲和美洲來到西藏，就會被帶回到幾百年前，看到一個仍處在封建時代的國家。貴族和紳士對其佃戶權力很大。這些佃戶是在較肥沃的平原和河谷耕耘的農民。或是身穿羊皮襖遊牧在高山峻嶺的牧人。”
西藏的農奴主主要是官家、貴族和寺院上層僧侶三大領主。他們不到西藏人口的５％，卻佔有西藏的全部耕地、牧場、森林、山川以及大部分牲畜。據１７世紀清朝初年統計，當時西藏實有耕地３００多萬克（１５克相當於一公頃），其中官家佔３０．９％，貴族佔２９．６％，寺廟和上層僧侶佔３９．５％。１９５９年民主改革前，全西藏有世襲貴族１９７家，大貴族２５家，其中最大的貴族有七八家，每家佔有幾十個莊園，幾萬克土地。
張雲：農奴超過舊西藏人口的９０％，藏語叫“差巴”（即領種份地，向農奴主支差役的人）和“堆窮”（意為冒煙的小戶）。他們不佔有土地，沒有人身自由，都依附在某一領主的莊園中為生。此外還有佔人口５％的“朗生”，他們是世代家奴，沒有任何生產資料，也沒有絲毫人身自由。
農奴主用差役和高利貸對農奴進行殘酷的剝削，農奴成年累月地辛勤勞動，卻連溫飽也得不到保障，經常要靠借高利貸勉強糊口。法國藏學家亞歷山大·達維·尼爾在她的《古老的西藏面對新生的中國》中說，舊西藏，所有農民都是終身負債的農奴，他們身上還有著苛捐雜稅和沉重的徭役：“完全失去了一切人的自由，一年更比一年窮”。
孟廣林：據我所知，大約在１０世紀，農奴制在西歐基本形成。正如馬克思所說的那樣，農奴制是人類歷史上的一種主要奴役形式，是封建剝削制度最本質的體現。
農奴是西歐封建社會的一種農業勞動者。在封建土地所有制的基礎上，封建領主佔有了土地等生產資料，以人身依附關係為紐帶，採用“超經濟強制”的力量來奴役農奴，即用經濟外的政治、法律、習俗等對他們人身控制，以榨取他們的剩餘勞動。農奴在三個方面屈從於主人。第一，他人身不自由，是屬於主人的財產；第二，他耕種的土地是主人的，依附於主人；第三，他法律上和主人沒有平等的地位，接受領主法庭的審判。
記者：農奴政治上毫無權利，經濟上受到壓榨，只能年復一年地勞動。看來，西歐中世紀的農奴制與西藏的政教合一體制下的封建農奴制是很相似的。
孟廣林：是的，作為農奴制的本質，兩者是一樣的。這就是：對勞動者生產資料與勞動成果的剝奪；對勞動者人性尊嚴高貴的蔑視；對勞動者主體權利與創造精神的壓制。
這種制度是傳統社會中人身依附關係的集中體現，表現為“直接的統治和依附關係”。在這種關係中，人性、人格、人權、人道都受到摧殘，人的高貴价值淪為領主權和神權的祭品。
張雲：在舊西藏，農奴主佔有農奴的人身，把農奴當作自己的私有財產隨意支配，可以買賣、轉讓、贈送、抵債和交換。舊西藏通行了幾百年的《十三法典》和《十六法典》，將人分成三等九級，明確規定人們在法律上的地位不平等。農奴主運用成文法或習慣法，設立監獄或私牢。地方政府有法庭、監獄，大寺廟也設法庭、監獄，領主還可在自己的莊園私設監獄。刑罰極為野蠻殘酷，如剜目、割耳、斷手、剁腳、抽筋、投水等。在西藏最大的寺廟之一甘丹寺就有許多手銬、腳鐐、棍棒和用來剜目、抽筋等的殘酷刑具。
因此，西藏政教合一的封建農奴制度是僧侶和貴族聯合專政的制度，“這種農奴制下的廣大農奴，沒有任何形式的民主、自由和人權，只有農奴主的特權。”
孟廣林：從前面的講述來看，西藏政教合一的封建農奴制社會，其黑暗、殘酷的確比中世紀歐洲的農奴制度有過之而無不及。
只有從這種體制的鎖鏈中掙脫出來，獲得自由解放，才能迸發出巨大的主動性與創造性，才能推動歷史的真正發展。正如馬克思指出的那樣，“任何一種解放都是把人的世界和人的關係還給人自己。”
在封建農奴制下神權對人的精神控制
“為了理解２０世紀的西藏曆史，就有必要明瞭西藏在很多基本方面仍然是一個前現代的神權政體，而並非由於任何非同尋常的與世隔絕。”
——美國著名藏學家、人類學家梅爾溫·戈斯坦
記者：在封建農奴制度下，無論是舊西藏還是中世紀西歐，神權對公眾精神的控制與禁錮，在剝奪了農奴的人身自由之外，又剝奪了普通百姓思想的自由。這是不是其黑暗的又一面？
孟廣林：的確，對人們的思想取向和行為規範的禁錮，正是黑暗的封建農奴制的一個突出表現。中世紀的歐洲雖然不完全是政教合一，但是神權制度和世俗權力的結合為封建農奴制提供了保障。
問題不在宗教信仰，而在於教會對宗教與思想的壟斷與控制。比如，在中世紀歐洲，普通百姓是沒有閱讀、解釋聖經權利的，這個權利掌握在教士手裏。只要違背了教會的觀念、思想和準則就會被視為“異端”，將其開除教籍，這意味著他的生命財產得不到保障。
張雲：在政教合一的舊西藏，這一點表現得更加充分，也更加殘酷——宗教勢力一方面通過行政權力，對廣大人民進行今生統治；另一方面，同時通過宗教特權，以對百姓的來世進行賞罰為名，實施精神恐嚇。
由於歷史文化的原因，西藏很多百姓都信奉佛教，相信來生轉世說，而統治階級正利用了這一點為自己服務。英國人埃德蒙·坎德勒在《拉薩真面目》一書中寫道，“因為西藏人虔信他們那種形式的佛教，強大的僧侶勢力掌管一切。”事實上，我們知道，舊西藏的絕大多數普通僧侶同樣沒有擺脫農奴身份，所謂“僧侶勢力”是被極少數上層僧侶和僧侶化的貴族所把持。“你下輩子是人還是豬，難道對你沒有什麼關係嗎？達賴喇嘛能保你投胎成人，當大官，或者更好一些——在一個佛教興盛的國度裏當大喇嘛”，相反，如果你不聽他們的，會世世代代不得轉世。“僧侶勢力”就是採用這種精神恐嚇，來維護他們政教合一的統治。
記者：要想擺脫神權對人的精神控制，教育是至關重要的一環。在１２世紀以前的歐洲，教會壟斷了教育。但此後隨著商品經濟的興起，世俗學校開始出現，西方大學興起，儘管當時的教會仍然在不同程度上控制著這些大學，但這為歐洲走出中世紀神學桎梏邁出了重要的一步。政教合一封建農奴制統治下的舊西藏，有類似的教育機構出現嗎？
張雲：沒有。在舊西藏，政教合一的統治階級完全壟斷了教育和受教育的權利。要想獲得教育，唯一的途徑就是進寺院“讀經”。即便如此，農奴的子弟成為僧侶也只是從領主的農奴變成了寺院的農奴，只有那些貴族子弟才有可能將讀經作為晉身的階梯。在政教合一的體制裏，僧侶在嘎廈政府裏佔了很大比例，行使著生殺予奪的權力，享受著實際的經濟利益，普通百姓哪有絲毫的希望呢？
在這樣的黑暗體制下，老百姓沒有表達思想的權利，甚至沒有思考的權利。一切都要聽活佛怎麼說，否則，就是有罪。也正是這樣一個黑暗體制，讓舊西藏日趨封閉保守。這充分證明了這個制度對西藏人民思想的禁錮，對西藏曆史、文化包括宗教傳承的破壞。值得注意的是，歐洲在１５世紀已經告別中世紀的陰霾，而比歐洲中世紀更加黑暗的統治，在西藏竟一直延續到上世紀５０年代。
企圖恢復政教合一的農奴制是逆時代潮流而動
“在西藏試圖適應２０世紀的迅猛變化之際，由於將現代化等同於世俗化及西藏獨特恢宏的大眾僧侶制全盛期的衰落，宗教的權力和特權及大寺院在阻撓進步方面扮演了主要角色。”
——美國著名藏學家、人類學家梅爾溫·戈斯坦
記者：當封建農奴製成為社會發展和進步的障礙的時候，為什麼在歐洲與中國西藏，卻產生了不同的走向？
孟廣林：殘酷的封建農奴制和神權奴役，導致了西歐的農民反抗，並且是以宗教“異端”的方式發動的。比如，以“羅拉德”派約翰·保爾為代表的下層教士就提出，“當亞當耕田、夏娃織布之際，誰是貴族？”他們要求廢除封建農奴制，取消徭役、地租、捐稅和財產差別，實行社會各階層的平等。在保爾的鼓動下，爆發了１３８１年英國農民大起義，農民在瓦特·泰勒率領下攻入倫敦，給統治者以沉重打擊。同一時期法國的“扎克雷”起義和１６世紀的德國農民戰爭，也都因同樣的理想而爆發。
張雲：舊西藏政教合一的統治結構，為農奴制營造了一個相對封閉的系統，在這個系統中，儘管人們的行為沒有自由、精神沒有自由，社會的生產抑制、停滯不前，人口在減少，但野蠻統治卻一直在延續，甚至變本加厲。
旦增倫珠：人類進入２０世紀５０年代，舊西藏政教合一的封建農奴制統治顯然早已和歷史發展潮流格格不入。它是西藏貧窮落後的根源，不對其改革、廢除，廣大僧俗群眾將永遠在水深火熱中煎熬，西藏也不可能走上文明、進步之路。
１９５１年西藏和平解放，為廢除西藏封建農奴制帶來了曙光。但由於當時西藏上層人士對民主改革還心存疑慮；不少僧俗群眾有沉重的、歷史形成的心理負擔，對民主改革需要一個了解和認識的過程；而西藏上層中的親帝反動集團利用民族、宗教作招牌，欺騙群眾，挑撥民族關係所造成的民族誤解，一時還難以消除，中央對民主改革採取了“慎重穩進”的方針。在中央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簽訂的“十七條協議”中規定：“有關西藏的各項改革事宜，中央不加強迫。西藏地方政府應自動進行改革，人民提出改革要求時，得採取與西藏領導人員協商的方法解決之。”同時，對西藏地區投入大量財力、物力支援。僅１９５２年到１９５８年，中央給予西藏地方的財政補助就高達３．５７億元。
為實現和平民主改革，中央爭取了八年、忍讓了八年、等待了八年；百萬農奴看了八年、比了八年、想了八年、盼了八年。然而，西藏上層統治集團的一些人卻企圖永遠保持農奴制，維護既得利益，于１９５９年發動武裝叛亂。達賴集團流亡海外，妄圖“西藏獨立”、恢復農奴制度，這是違背歷史進步潮流、與廣大西藏人民利益背道而馳的，怎麼可能實現呢？
張雲：如今，達賴總是將“民主”挂在嘴邊，但是我們看看，達賴集團所組建的所謂“流亡政府”實行的仍然是政教合一體制。達賴宣稱，為了西藏人民的自由他可以放棄自己的權力。按照他的邏輯，他現在運用政教合一的“流亡政府”的統治權力，為的是實現“大藏區”“高度自治”而放棄政教合一的統治權力，如此自相矛盾的說法，誰又能相信呢？歸根結蒂，達賴編織所有謊言所掩飾的，還是要“西藏獨立”，在西藏恢復政教合一的封建農奴制統治。
記者：舊西藏，不是西方一些人夢想中的“香格里拉”。今日歐洲，不可能再回到５００多年前的中世紀歐洲；同樣，今日中國西藏，也不可能再回到達賴集團政教合一封建農奴制統治下的舊西藏。任何人夢想將西藏拉回黑暗統治的時代或為這樣的企圖而鼓噪，都註定是不可能實現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