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天應邀參加新聞發佈會的專家除拉巴平措外，還有中國藏學研究中心宗教研究所所長、來自西藏江孜縣的藏族學者鄭堆，中國藏學研究中心科研辦公室主任、土家族學者廉湘民研究員，中國藏學研究中心社會經濟研究所副所長、來自拉薩的藏族學者旦增倫珠研究員。
拉巴平措表示，“對於發生在拉薩的‘3·14’暴力事件，我們這些長期研究西藏，衷心希望西藏人民安樂祥和、富足美滿的人們深感義憤和痛心。我們對暴力活動的組織、策劃、煽動者和實施暴力者表示強烈譴責，對政府維護社會正常秩序的行動表示堅決支援。”
達賴集團製造“3·14”事件的根本目的是復辟舊制度
拉巴平措在回答境外記者關於拉薩暴力事件的根本原因時指出，達賴集團策動拉薩“3·14”事件的根本目的，說到底是要恢復政教合一的封建農奴制度。
拉巴平措說，“3·14”事件的背景非常明確，可以追溯到今年3月10日以來“藏獨”分子進行的一系列鬧事活動。這一系列活動就是要紀念1959年3月10日在拉薩發生的武裝叛亂。
拉巴平措親身經歷了西藏從舊制度邁向新制度的歷史性跨越。他說，1951年西藏和平解放，1956年西藏自治區籌備委員會成立，廣大西藏人民包括一部分上層人士提出，西藏的封建農奴制度和政教合一制度要改變，但有一部分人堅決反對西藏進行民主改革。中央政府根據當時的形勢，決定將民主改革推遲6年進行。然而，當時西藏上層少數反動勢力要求永遠保留封建農奴制，併為此發動了1959年的武裝叛亂。
拉巴平措特別向中外記者介紹，1959年叛亂失敗，達賴集團叛逃出國後，在印度成立了所謂的“西藏臨時政府”，頒布偽“憲法”。根據偽“憲法”，這個所謂的“西藏國”的元首和非法的“西藏政府”的首腦就是十四世達賴喇嘛。
“達賴集團每年都要在3月10日煽動鬧事。今年的‘3·14’事件，說到底就是要搞‘西藏獨立’，恢復政教合一的政治制度。”他說，“這些人在暴力事件中為什麼要燒學校，為什麼要破壞通訊設施？達賴集團不高興西藏廢除政教合一的封建農奴制度，不高興百萬農奴當家作主人，不高興西藏擺脫落後封閉狀態。”
拉巴平措說：“在同一時間，不同地點都發生了類似的暴力事件，這難道是沒有組織的嗎？在奧運聖火點燃前，在和平之火、友誼之火即將傳遍全球時，他們到處點燃仇恨分裂之火，難道說這是偶然的、孤立的嗎？”
拉薩暴力事件後，西藏各族人民更加團結
“我非常高興地看到並感受到，包括藏族同胞在內的全體西藏人民，經過這次事件後更加團結了。”對於境外記者提出的“這次事件是否會破壞拉薩以及西藏的民族關係，尤其是漢藏關係”問題，廉湘民如是說。
“這些暴力犯罪不僅是針對漢族和其他少數民族的，同樣也是針對藏族同胞的。”廉湘民舉例說，在以純服裝店被燒死的5個女孩中，既有藏族女孩，也有漢族女孩。
廉湘民說：“我個人認為，正是由於少數違法犯罪分子的所作所為，使西藏各民族人民更加團結在一起。”在這次事件中，有大量的各民族同胞互相幫助的感人情景，比如拉薩的洛桑次仁醫生為了保護漢族同胞被暴徒毒打，至今還躺在醫院的病床上。
他說：“這次事件讓藏族人民乃至中國各族人民和海內外華人，看清了達賴集團為了謀求‘西藏獨立’，為了分裂祖國，不惜支援暴力活動的真實嘴臉。”
鄭堆說，拉薩“3·14”暴力事件也蔓延到其他一些地區。這次暴力事件中受害的有藏族人、回族人，也有漢族人，“因此，這不是什麼民族問題、宗教問題，而是政治問題。”
鄭堆說，一些別有用心的人利用所謂的“民族矛盾”“漢藏矛盾”“回藏矛盾”作藉口，企圖達到破壞中國民族團結和祖國統一的目的。這種圖謀不會得逞，“因為中國的民族政策是和睦團結、共同進步，這也是中國的基本國策。”
鄭堆說，最近西藏一些佛教界人士和寺院代表到清真寺等地看望在暴力事件中受到傷害的穆斯林群眾。“這正體現了不同民族齊心團結，抵制和譴責少數分裂主義分子暴行的共同意志。這正是中國民族關係的真實寫照。”
旦增倫珠表示，他20多年來對拉薩市民族關係的跟蹤研究顯示，這些年漢藏族之間通婚率每年都在以兩位數增長，回藏族之間通婚也非常多，這說明“拉薩的民族關係總體來說非常融洽”。
“寺院僧人要愛國愛教”
拉巴平措說，拉薩暴力事件中確有僧人受到達賴分裂主義集團的煽動參與其中，但參加暴力活動的僧人只是西藏4.6萬多名僧侶中的極少數。
“這些僧人不但違反了宗教戒律，而且觸犯了國家的刑律，理應受到教義的譴責和法律的懲治。”拉巴平措說，他與西藏宗教界有廣泛而深入的交往，“目前西藏絕大多數地方的寺院是穩定的，絕大多數僧人是潛心向佛、愛好和平的。拉薩暴力事件所造成的嚴重恐怖，也是他們所不願看到的。很多僧人已經站出來表示強烈譴責和堅決反對。”
拉巴平措說：“達賴分裂主義集團利用宗教外衣迷惑、煽動西藏的僧人從事分裂主義活動，是他們多年來慣用的伎倆。他們曾公開叫囂‘掌握了一個活佛就等於控制了一個寺廟，控制一個寺廟等於控制了一個地區’，公然把寺廟當成分裂祖國活動的基地，煽動少數不明真相的僧人充當他們從事分裂活動的急先鋒。”
“惟其如此，對僧人進行法制教育，讓宗教在國家法律秩序之內發展是必要的。”拉巴平措說。
鄭堆介紹，正是由於達賴集團長期以宗教之名謀分裂祖國之實，干擾了西藏正常的宗教秩序，廣大藏傳佛教寺院從1996年開始進行愛國主義教育，主要目的是增強僧人的祖國意識、公民意識和法律意識。
“作為從事藏傳佛教研究的學者，我經常到寺院與僧人交談。從他們那裏我了解到這種教育是非常成功的。”鄭堆說，“這種教育不是政府主導的政治教育和思想教育，而是包括了許多由僧人們自發組織的學習內容，比如寺院的管理規章和財務制度等。通過學習，僧人們的文化素養得到提高，也完善了寺院的各項規章制度。”
“僧人也是公民，是公民就應該守法，就應該接受公民意識、法制觀念教育和文化教育。”鄭堆說。
拉巴平措補充道：“十世班禪大師額爾德尼·確吉堅讚圓寂前，曾在一次講課時針對當時一些寺院出現的違背藏傳佛教教義和戒律，‘寺廟不像寺廟，僧人不像僧人’的現象，響亮地提出寺院要整頓，僧人要愛國愛教。”
流動人口極大推動了西藏經濟發展
在回答一位外國記者有關“西藏移民”的問題時，旦增倫珠表示，中國實行改革開放，特別是市場經濟以後，整個中國的人口大範圍地流動，西藏經濟的大發展也吸引了一部分外來人口在西藏從事商業和建築等活動，這些活動極大地推動了西藏發展。
旦增倫珠說，中國5次人口普查都表明，藏族人口是西藏自治區的主要人口。第四次人口普查顯示，漢族只佔西藏自治區人口的3％，第五次人口普查時為6％。
他強調，一些境外媒體已對西藏流動人口問題炒作了幾十年，這不是什麼新問題。“倫敦政治經濟學院的安德魯·費舍爾教授曾指出，西方炒作西藏移民問題，是向中國政府要價的最後一張底牌。”旦增倫珠說。
旦增倫珠說，中國政府對西藏的政策是一貫的，那就是一切以提高西藏各族人民生活水準為目的。從上世紀80年代開始，中國政府就根據西藏經濟發展的變化，制定專門政策滿足西藏各族人民日益提高的物質文化需求。同時，全國對口支援西藏發展經濟的機制也產生了積極效應。
“改革開放30年來，西藏無論是基礎設施還是人民生活水準，都飛速發展，到西藏的人都會看到，西藏各族人民充分享有中國改革開放取得的成就，參與了市場經濟的發展。”旦增倫珠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