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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新網3月17日電 最新出刊的香港《亞洲週刊》刊文《兩會開啟思想解放新階段》指出，中國思想解放的呼聲，乃是一種歷史的新延續和定位。為免“解放——緊縮”的反覆與浪費，應更具體的談改革、落實大部制的計劃、改善結構與功能，而不能再像以往那樣尋找萬靈丹。
以下是該文摘要：
二零零八對中國將是極為特殊的一年：八月北京奧運；十二月慶祝並紀念改革開放三十年；而臺灣政情的變化，特別是三月“大選”，可望將使兩岸關係走向新的互動階段。而除這些具有鼓舞意義的發展外，中國本身的經濟與社會也到了一個需強化調控能力與體制再造的階段。再加上美國所引發的次按風暴和美元貶值，及因此而造成的商品投機潮和物價狂漲，種種問題已使得具有換屆意義的“兩會”格外有其重大意義。
首先就經濟形勢而論，我們認為中國對往後數年的變化絕對不可掉以輕心。此刻已到美元時代結束前的動蕩時代。次貸風暴及全球信用危機、全球美元氾濫造成的投機潮，已使原油、金屬及農產品等價格狂飆，對於開發中國家則影響極大。中國自去年下半年起即物價不斷上漲，今年二月甚至達到十一年新高的同比增長百分之八點七，其中又以食品類幅度最大，對貧窮家庭生計影響極大。中國擬為經濟降溫，成長率由十一點四下調到八，通貨膨脹率則以百分之四點八為目標。憑心而論，這目標並不易達成。我們認為中國面對這個高物價時代，已需對產業升級、提高附加值、強化農村建設、縮短貧富與城鄉差距等方面有更積極措施，庶免物價的狂潮對更大的“和諧社會”目標造成衝擊。此外，對能源及糧食也當有更積極的政策。
也正因此，為了適應未來的需要，強化宏觀而非微觀的調控能力，國務院機構改革，特別五大部委的“大部制改革”確屬必須。這有助統籌規劃、降低公共財物重復與自相損耗，也可讓政策目標更為明確；其次是決策、執行與監督的內部管控制衡機制亦得以形成。因此就提高效率的角度，這樣的改革當為人們所贊同。
而對全球華人社會，最值得注意的，當屬兩會期間胡錦濤對臺灣問題所發表的談話。談話也在溫家寶的政府工作報告裏被闡述。這是北京對臺政策的新方針，我們已可預估到臺灣“大選”之後，兩岸關係的進一步開展已可預期。
而今臺灣政局變化在即，北京已必須預為綢繆。而胡錦濤表示：“通過談判，尋求解決兩岸政治、經濟、軍事、文化、對外交往等重要問題的辦法，對未來兩岸關係發展進行規劃”這段談話已更具體而有彈性。這乃是兩岸關係發展迄今的最大橄欖枝。由北京最近相繼釋出重大善意，我們不難看出胡錦濤對兩岸問題的主動性，及北京將來對民進黨人士的預留善意空間。
而最值重視，且對社會將有長期影響的，當是溫家寶對“思想解放”呼聲的肯定，及主張公民組織為民情代言、督促政府的講話。有關“思想解放”問題，在最近已引發極多討論。三十年前鄧小平首揭“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的目標；接著一九九二年又有再次解放思想的高潮。因此當今的思想解放是一種歷史的新延續和新定位。
不過“思想解放”既是政治上的“道德命令”，同時也是具歷史特殊性的“改革概念”。前者為絕對性，後者為相對性。而現階段“思想解放”，其實是後一概念，涉及文化的反省、道德與紀律的重振、國民素質的提高、官吏習性和效能的改良，及非敵對性的內部及外部制衡等，俾使國家成為上進、有序、廉潔的國度。但我們由人類普遍經驗可知，這種型態的“思想解放”很容易由原本的相對性，快速轉變為絕對性，最後造成熱情的浪費，與壓制的浪費。為免這種“解放——緊縮”的反覆與浪費，往後中國談此類問題，已須更確定“點滴改良工程”(Piecemeal work)的重要：更具體的談改革、談部門計劃、談結構與功能，而不能再像以往那樣尋萬靈丹。基於此，我們認為中國知識界與媒體界已應本此原則對“思想解放”問題展開先期討論。
我們早已指出過，三十年開放，中國已由“摸著石頭過河”進入到“造大橋過河”階段。這是個重大的改革工程，它需全中國一起來熱心參與。這次兩會起了頭，後續的路有待更努力的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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