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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在召開的本次人代會將審議國務院機構改革方案，這已成為國內輿論及世界媒體最關注的焦點之一。由於日本、英國等國的“大部制”調整都經歷了幾屆政府，推進過程相當謹慎，外電紛紛預測，改革開放以來已經進行了多次政府機構改革的中國，這輪部委調整也將是一個“穩妥的過程”。德國《柏林日報》3月4日寫道，中國意識到目前部門機構之間的一些問題，“解放思想”在中國仍是流行口號，但中國不支援劇烈調整，而更青睞漸進的變革。該報認為，“大部制”將成為中國未來政改的新目標。對於此前有境外媒體曾報道稱中國部委將在此次兩會期間從28個縮減到21個，一些分析人士表示不太相信，認為“不大可能一次動作這麼大”。
改革體現創新特色
中國的政府部門與西方國家相比特點十分突出，主要是中國政府部門多，也比較大，但各部門下面支撐機構少，不像西方國家的政府機構比較“高高在上”，下面往往有數量龐大的執行機構和組織做支撐。因此，中國將怎麼調整政府機構，世界充滿了興趣。
美國《福布斯》雜誌網站5日援引溫總理在政府工作報告中的話稱，這次中國國務院機構改革方案主要是轉變職能，探索實行職能有機統一的大部門體制。美國《紐約時報》認為，“大部制”可以讓中央政府在政策的決定和執行方面有更大控制力。美國《華盛頓郵報》則說，對一個擁有許多大型國有企業的政府來說，機構改革是實現減少政府對經濟干預目標的重要一步。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CNN）5日稱，中國的政府機構改革對維持經濟增長和消除浪費至關重要。
英國《金融時報》5日說，中國政府這次把機構改革列為同控制通貨膨脹等經濟工作一樣重要的話題，足見其決心。英國《每日電訊報》援引英國外交政策研究中心的評論說，中國的政府機構改革計劃體現出了創新的特色。這無疑是受到了中國經濟高速發展的影響。中國政府力圖避免純粹地模倣西方政治體制，在經濟和社會等諸多因素之間尋求平衡點。中國希望借助這樣的改革，進一步提升政府在民眾心中的信任度。CNN說，預計這次改革不僅能削減大量不必要的行政開支，更能將政府部門轉變為一個“以服務為職能”的機構。位於巴黎的經合組織的中國問題專家理查德?赫德在接受路透社採訪時說，中國政府機構改革是一項並不輕鬆的工程，不過執政的中國共產黨和未來的政府將會更有效地管理這個大國。
日本時事社6日的專稿認為，“大部制”改革的實質性推動，是中國自上而下、所有行政管理體制改革的一環。整合職能部門中的重疊機構，是“大部制”改革的出發點，也將是下一步行政管理體制改革的思路。
德國政府顧問、聯邦行政學院著名專家亞歷山大?瓦爾西教授在接受《環球時報》記者採訪時說，中國這次政府機構改革，是中國30年改革開放進入新階段的象徵性標誌，也是為中國的民主發展做鋪墊。不僅是領導層的態度，也是對社會呼籲的良好反應，這是相輔相成的。
西方國家政府機構數量並不少
政府機構改革不僅對中國來說是一項重要而艱巨的工作，在西方國家也同樣如此。
美國政府部門包括15個部和多個專門管理機構，其設置是一個歷史的過程，政府部門的排序反映了不同部門成立時間的先後。最早設立的是國務院，其職責既包括外交也包括聯邦層面上的內政事務，後逐漸演化為專門負責外交事務的部門。最新的政府部門是“9?11”後設立的國土安全部。
“美國政府大規模的機構擴張是從1913年威爾遜總統時代開始的。”中國人民大學金燦榮教授對《環球時報》記者說，政府本身就有一種內在的擴張動力，這種大規模的擴張衝動與美國的工業化進程是分不開的。一直到裏根時代，美國政府機構才進行調整、減少，但實際上裏根執政8年只裁減了3個人，還都是被判刑的，其中一個人後來無罪釋放，養老金照拿，被人們戲稱其實就裁掉“兩個半人”。金燦榮說，美國聯邦政府雖然只有15個部，卻有100多個獨立管理部門，聯邦工作人員達到280萬人，在人口只有3億的美國，這個比例也不小了。如果算上州與地方8萬多個政府機構，美國各級政府總人數約為1500萬人。
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楚樹龍教授對《環球時報》記者說，從機構數量上說，美國政府的機構數量並不像我們通常認為的那麼少，只是有的名稱上不叫“部”。美國貿易代表辦公室就是個標準的“正部級”單位；美國中央情報局聽起來只是一個局，實際上也是個“正部級”單位，局長還是內閣成員。美國有個中小企業局是一個獨立的聯邦政府機構，它也不叫“部”。
據德國專家介紹，德國的14個大部之下，約有38個政府各部門直屬的聯邦高級機構與部門。其下又有大量的“大社會”管理人員，僅聯邦社會保障部就有公務員2萬多人。
美國布魯金斯學會中國中心高級研究員李成博士對《環球時報》記者說，“小政府”不應簡單理解為“公職人員少的政府”。美國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中國項目高級研究員蓋保德說，“小政府”在美國與其說是個實用性的概念，不如說是個更多被美國社會中的保守派人士及富裕階層使用的政治術語。這一術語之所以在美國有一定市場，主要是因為許多政府公共項目由於計劃不週、管理不善導致政府未能有效激發公民的積極性和改善大眾生活水準。他認為，政府的大小不是判斷好壞的標準，實行滿足社會需求的“良治”才是關鍵。
英國政府被視為“西方政治體制的標準典範”，早期也存在過管理機構重復、人浮於事的現象，如今的體制花費了約30年的時間才得以確立。近幾年，英國政府也面臨著冗員和辦公經費捉襟見肘的情況。在過去10年裏，每屆內閣履新時，英國都會進行政府部門的調整。布朗政府去年上任後，將原先的教育部一分為二，讓大學教育事務和中小學教育事務由兩位正部級大臣分別管理。去年年底，布朗還把原來的貿工部擴充為商業及能源部。
瓦爾西教授說，德國在上世紀70年代和90年代都曾因機構改革過快導致社會管理出現不協調，之後各種機構反而越來越臃腫。他認為，中國的改革還是要根據自身的國情把握力度和節奏。
機構改革要符合中國國情
“任何政府進行結構和功能的調整都是必要的，對中國這樣一個正在經歷著巨大變化的國家來說更是如此。”蓋保德說，中國經濟發展的成功，必然帶來需求的變化，要求政府職能做相應的調整。李成也認為，許多在20世紀並不突出的問題，今天不僅變得日益突出，而且超越了國界，演變為全球問題，中國機構改革需要反映這種變化的現實，才能更好地加強管理和開展國際合作。英國公共政策研究中心資深政府決策問題專家羅伯特斯坦在接受《環球時報》記者採訪時說，面對超過13億人口和地區經濟發展不均衡的狀況，中央政府部門很難再做到管得太多太細。中國政府現在選擇把具體工作更多地下派給地方權力機構，符合現代政府管理髮展的需要，但改革還應立足現狀，務實為先。
蓋保德認為，機構改革不可能一蹴而就，無論現在還是將來，中國都無法避免根據形勢變化調整政府組織結構及功能。這不是缺點，而是一種優勢，是公共管理體制適應性強的體現。他說，中國應根據自己的國情推進改革和規則制定，這不是延緩變革或降低力度的陳詞濫調。對現階段的中國而言，不可盲目模倣美國模式。他舉例說，美聯儲作為美國的金融監管機構，有很大的獨立性，但對中國這樣的發展中國家來說，金融部門這樣的獨立性未必就是好的。
國家行政學院教授汪玉凱對《環球時報》記者說，1996年日本實行“大部制”時是法律先行，然後是好幾屆政府才完成這個改革。英國的“大部制”也是如此。中國與它們的不同之處在於，這次機構改革首先是行政推動。汪玉凱說，進行“大部制”改革並不是進行部委的簡單合併，而是按照“決策、執行、監督”的分工模式，進行政府部門的權力重組。這就需要我們找準政府管理中存在的問題，有的放矢，穩妥進行。從當前的發展趨勢來看，政府機構改革不能影響到中國的經濟發展，不能影響到中國舉辦奧運會，不能影響到政府履行職能。這就決定了“大部制”改革只能是個漸進的過程。從目前公佈的規劃看，這次改革打破了以往只在一屆政府內完成的慣例，預計到2020年才能建立起比較完善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行政管理體制，這至少要跨兩屆政府才能完成。
“中國政府的功能現在已經發生了改變，從改革開放初期的組織發展社會生產，轉變到現在進行宏觀調控和提供公共服務、公共產品。”中國社會科學院政治學研究所房寧副所長說，改革開放初期也是中國進行工業化的初期，政府的重要職能之一就是組織、推動社會生產，需要進行專業化的分工。當時成立了不少行業部門，推動了鋼鐵、石油、煤炭、紡織等行業的快速發展。經過幾十年的發展，中國已進入工業化中後期，政府組織生產的職能在降低，提供公共服務、公共產品的需求卻在增加。在沒有道路的時候，修公路、修鐵路、修機場，各司其職，效率很高，但當這些交通體系具有一定規模後，並不是鐵路、公路、航空越多越好，而是需要進行綜合、協調。這就需要政府建立一個綜合性的管理部門。他說，建立“大部制”的過程，既是適應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的過程，也是人們對政府職能認識不斷提高的過程。（環球時報駐美、英、加、日特派特約記者 馬小寧 紀雙城 陶短房 青木 孫秀萍 ● 石華 陳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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