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越發展，越要重視加強社會建設和保障改善民生。”3月5日，十一屆全國人大四次會議上，一身西服的溫家寶在發言中再次強調中央政府的“民生理念”。
這已是溫家寶作為中國總理第八次將民生作為政府工作報告的“重中之中”，用他的話說，“解決13億中國人的吃飯問題始終是頭等大事，任何時候都不能掉以輕心。”“把穩物價作為宏觀調控首要任務。”“各級政府一定要把社會管理和公共服務擺到更加重要的位置，切實解決人民群眾最關心最直接最現實的利益問題。”
3月3日，全國政協主席賈慶林在政協開幕大會上點出，“民生問題不僅是重要的經濟問題、社會問題，也是重大政治問題”。
從非典之後的民生反思到“民生也是重大政治問題”，民生問題被一步步推上政治高度的背後，是執政黨的政治自覺，社會建設的現實需要以及危機事件倒逼的三方“合力”。
發于“危難”？
2003年，一場突出其來的非典疫情，不僅考驗了中國的社會管理能力，也暴露了中國民生領域裏的年久積弊。
“所謂‘民生財政’，可以說從2003年起日漸明顯。”財政部財政科學研究所副所長劉尚希在接受《中國新聞週刊》採訪時表示，2003年非典疫情的發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國財政支出結構的問題。
這一年，正是溫家寶執政的中央新一屆政府的開局之年，非典之後的反思，促使公共財政增加了對社會事業的投入規模。
2004年3月5日，溫家寶第一次以國務院總理的身份向第十屆全國人大代表作政府工作報告時就說，“非典疫情蔓延，集中暴露出我國經濟和社會發展不協調的問題。政府工作的著力點和財政投入將開始傾向於解決民生問題，傾向於推動社會事業加快發展上來。”
他在報告中說，中央財政2003年全年用於教育、衛生、科技、文化、體育事業的支出達到855億，比上年增長12.4%。
“增加的不僅僅有中央財政，還有各級政府對於民生問題的認識。”在劉尚希看來，正是非典之後，中央和各級政府都大幅增加民生投入，此後公共財政也主要用於新農村建設、教育、科技、衛生、環境保護等方面。
據《2005年中國衛生事業發展情況統計公報》顯示，2004年全國衛生總費用達7590.3億元，比2003年增加1006.2億元(未扣除物價因素影響)。
到2005年，中央財政用於科技、教育、衛生、文化等方面的支出首次突破千億元。2006年3月5日，中國政府宣佈，在全國徹底取消農業稅，不僅每年減輕農民負擔約1250億元，取而代之的是，每年對農業進行多種補貼。
此後，民生問題一直佔據了中國政府工作的重要內容，並且在認識上不斷得到強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