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走自己的路，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
第九章 走自己的路，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
一、黨的十二大和全面改革綱領的制定
在勝利完成撥亂反正和啟動改革開放進程的基礎上，黨的十二大和十二屆三中全會適應國內外形勢的發展，不失時機地提出黨在新時期的總任務和進行全面改革的綱領，由此開創了中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新局面。
1982年9月1日至11日，中國共產黨召開第十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出席大會的正式代表1545人，候補代表145人，代表全國3900多萬黨員。鄧小平在大會開幕詞中明確提出:“把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同我國的具體實際結合起來，走自己的道路，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從此，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成為把全國各族人民凝聚在一起，進行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的旗幟。
大會通過胡耀邦作的《全面開創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新局面》的報告，制定了全面開創新局面的奮鬥綱領，確定黨在新的歷史時期的總任務是:團結全國各族人民，自力更生，艱苦奮鬥，逐步實現工業、農業、國防和科學技術的現代化，把我國建設成為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會主義國家。大會提出，從1981年到二十世紀末，我國經濟建設總的奮鬥目標是:在不斷提高經濟效益的前提下，力爭使全國工農業的年總產值翻兩番，使人民的物質文化生活達到小康水準。為實現這個目標，在部署上，前十年主要是打好基礎，積蓄力量，創造條件；後十年要進入一個新的經濟振興時期。為實現這一部署，大會規定，把農業、能源和交通、教育和科學作為戰略重點，並要抓緊制訂經濟體制改革的總體方案和實施步驟。大會把二十世紀末的奮鬥目標由原來的全面實現現代化改為達到小康水準，是符合我國經濟落後和社會發展很不平衡的實際情況的。這是黨中央全面分析我國的實際情況之後，作出的歷史性決策。它從戰略指導上解決了長期存在的急於求成問題。
這次大會的一個重要貢獻，是在提出經濟建設目標的同時，又明確指出:社會主義精神文明是社會主義的重要特徵，是社會主義制度優越性的重要表現。建設社會主義的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都要靠繼續發展社會主義民主來保證和支援。因此，在促進經濟建設全面高漲的同時，要努力建設高度的社會主義精神文明、高度的社會主義民主。這些任務的提出體現了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全面性要求，豐富和發展了科學社會主義理論，也標誌著黨對社會主義的理解更加全面和深刻。
針對黨的隊伍中實際存在的思想不純、作風不純和組織不純等問題，大會還決定從1983年下半年開始，對黨的作風和黨的組織進行一次全面整頓，適應新的歷史時期的特點和需要，提高黨組織的戰鬥力，進一步把黨建設成為領導社會主義現代化事業的堅強核心。
大會通過了新的《中國共產黨章程》，清除了十一大黨章中“左”的錯誤，選舉出新一屆中央委員會和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新黨章規定，黨中央不設主席，只設總書記。黨的十二屆一中全會選舉胡耀邦、葉劍英、鄧小平、趙紫陽、李先念、陳雲為中央政治局常委，胡耀邦為中央委員會總書記；決定鄧小平為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
大會還根據新黨章，選舉出中央顧問委員會作為中央領導層新老交替的過渡性機構，以發揮許多從第一線退下來的富有經驗的老同志對黨的事業的參謀作用。中央顧問委員會第一次全體會議選舉鄧小平為主任。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全體會議選舉陳雲為第一書記。
為適應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事業的發展，1982年12月，第五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五次會議通過由彭真主持修改的憲法，對五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通過的憲法作了較大修改，重新闡明瞭我國的政治經濟制度、國家機構和內外基本政策。新憲法規定設立國家主席和副主席；國家設立中央軍事委員會，領導全國武裝力量；國家領導人連續任職不得超過兩屆。1983年6月，六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選舉李先念為國家主席，彭真為六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決定趙紫陽為國務院總理；選舉鄧小平為國家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
十二大以後，經濟體制改革全面展開。農村的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迅速推向全國，農業生產終於擺脫長期停滯的困境。農作物大面積增產，農民收入大幅度增加，一些高檔消費品開始進入普通農民家庭。在家庭聯產承包制普遍實行的基礎上，1983年10月，黨中央作出決定，廢除人民公社，建立鄉(鎮)政府作為基層政權，同時成立村民委員會作為群眾性自治組織。到1985年春，各地農村這項工作全部結束。隨著農村經濟開始朝專業化、商品化、社會化方向發展，大批剩餘勞動力逐漸從土地上轉移出來從事工業和加工業，使鄉鎮企業異軍突起，一批新型中小城鎮隨之出現。到1987年，鄉鎮企業從業人數達到8805萬人，產值達到4764億元，第一次超過農業總產值。這是農村經濟的一個歷史性變化。廣大農民在黨的領導下，用自己的偉大創造和改革實踐，為農村致富和逐步實現現代化開闢了一條新路。
在農村改革的推動下，城市的經濟體制改革試點逐步擴大，要求全面改革的呼聲日益強烈。對外開放的擴大，使人們進一步看到，正在世界範圍興起的新技術革命對我國經濟發展是一種新的機遇和挑戰。在這種形勢下，進行經濟體制的全面改革，使我國的經濟發展充滿生機和活力，顯得更為迫切。
1984年10月20日，黨召開十二屆三中全會，討論並通過了《關於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決定》闡明加快以城市為重點的整個經濟體制改革的必要性、緊迫性，規定了改革的性質、基本任務和各項基本方針政策，明確提出:改革是社會主義制度的自我完善，改革的基本任務是建立起具有中國特色的、充滿生機和活力的社會主義經濟體制。圍繞這一基本任務，《決定》要求:把增強企業活力作為經濟體制改革的中心環節；自覺運用價值規律，發展社會主義商品經濟；建立合理的價格體系，充分重視經濟杠桿的作用；實行政企職責分開，正確發揮政府機構管理經濟的職能；建立多種形式的經濟責任制，認真貫徹按勞分配原則；積極發展多种經濟形式，進一步擴大對外和國內的經濟技術交流；起用一代新人，造就一支社會主義經濟管理幹部的宏大隊伍；加強黨的領導，保證改革的順利進行。《決定》突破了把計劃經濟同商品經濟對立起來的傳統觀點，確認我國社會主義經濟是公有制基礎上的有計劃商品經濟；充分發展商品經濟，是社會經濟發展不可逾越的階段，是實現我國現代化的必要條件。這是黨對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新發展，為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經濟提供了新的理論指導，是進行經濟體制全面改革的綱領性文件。
此後，經濟體制改革的重點由農村轉向城市。按照發展社會主義有計劃商品經濟的要求，國家對經濟的計劃管理許可權逐步下放，縮小了指令性計劃，擴大了指導性計劃，到1987年，在生產領域中，國家指令性計劃的工業產品從改革前的120種減少到60種；流通領域中國家計劃管理的商品從改革前的188種減少到23種。國家宏觀調控的範圍和方式得到調整與改進，小商品和計劃外商品都由市場調節。價格、稅收、金融等經濟杠桿在宏觀調控中的作用日益增強，促進了商品經濟的發展。
按照政企分開、所有權和經營權適當分離的原則，國營企業改變統收統支的經營方式，生產經營自主權進一步擴大。到1987年，全國已有百分之八十的國營企業實行各種形式的承包經營責任制，在企業內部，也進行以實行廠長(經理)負責制為主要內容的改革，增強了企業的自我改造和自我發展能力。
在堅持公有制經濟主體地位的前提下，多种經濟成分共同發展的方針進一步貫徹執行，比較單一的所有制結構有了很大改變。國有經濟的主導地位繼續加強；集體經濟發展迅速；特別是中外合資、中外合作、外商獨資企業和個體經濟、私營經濟等非公有制經濟成分，在國家的扶持和引導下，取得引人注目的發展。到1987年，非公有制經濟成分在全國工業總產值中的比重，由1978年的幾乎為零上升到5.6%。全國城鎮個體工商業等各行業從業人員由15萬增加到569萬。所有制結構的這種變化，為發展經濟、方便人民生活和安置就業起了積極作用。
與此同時，農村改革繼續深入。從1985年起，國家決定對糧食、棉花等少數重要農產品實行國家計劃合同收購的新政策，合同收購以外的產品可以自由出售，或以協議價格賣給國家；其餘多數農副產品可以在市場上自由交易，國家不再下達指令性計劃。這就形成合同定購和市場收購並行的“雙軌制”，改變了實行三十多年的統購派購制度，把農村經濟逐步納入有計劃的商品經濟軌道，促使傳統農業進一步向專業化、商品化、現代化方向發展。
隨著城鄉經濟體制改革的進展，科學技術體制和教育體制的改革也提上日程。1985年3月，中共中央作出關於科學技術體制改革的決定，5月又作出關於教育體制改革的決定，為科技體制和教育體制改革明確了任務和方向。全面改革的開展進一步激發了廣大科技工作者的積極性。1986年3月，王大珩、王淦昌等科學家向黨中央提出跟蹤世界先進水準、發展高技術的建議(後稱“八六三計劃”)。鄧小平等領導人很快作出批示。11月，中共中央、國務院決定實施發展高技術的“八六三計劃”，我國的科技事業得到極大推動。八十年代中後期，每秒一億次的“銀河”電腦系統、高能加速器北京正負電子對撞機、重離子加速器、同步輻射實驗室、運載火箭發射衛星等一批高科技成果達到世界先進水準。教育事業也在改革中得到全面發展。根據鄧小平1983年10月提出的“教育要面向現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來”的指示，教育改革主要是擴大學校的辦學自主權，調整教育結構，改革教育的內容和方法，努力多出人才，出好人才。為此，教育事業經費逐年提高，佔國家財政支出的比重由1978年的6.79%上升到1986年的12.12%。全國開始有計劃地普及九年制義務教育，在青壯年中基本掃除文盲，各種形式的成人教育也得到很大發展，適應現代化建設需要的各類人才不斷涌現出來。
根據黨的十二大的決定，從1983年10月到1987年5月，分期分批進行了全面整黨。經過這次整黨，初步改變了“文化大革命”遺留下來的黨內思想、作風、組織不純的狀況，同時也積累了正確處理黨內矛盾的經驗，推動了新時期黨的建設。
面對改革開放和發展商品經濟的新形勢，鄧小平一再提醒全黨:一定要保持清醒頭腦，堅持四項基本原則，警惕資本主義和封建主義腐朽思想的侵蝕，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在進行經濟體制改革的同時，必須同時推進社會主義民主和法制建設；在抓物質文明建設的同時，決不能忽視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越是改革開放，越要注意防止消極腐敗現象的滋長，加強黨的自身建設。1985年9月，黨的全國代表會議通過了關於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七個五年計劃的建議，增選了一批新的中央委員、候補中央委員、中央顧問委員會和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委員。鄧小平在會上指出，新老幹部都要注意學習馬克思主義，努力針對新的實際，掌握馬克思主義基本理論，防止在日益複雜的鬥爭中迷失方向，並強調當前的精神文明建設，首先要著眼于黨風和社會風氣的根本好轉。1986年9月，黨的十二屆六中全會專門作出決議，從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總體佈局的高度，規定了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的戰略地位、指導方針和根本任務，強調要用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共同理想團結全國各族人民，提高整個中華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質和科學文化素質。根據鄧小平一系列講話和黨中央的決議，全黨在努力推進物質文明建設的同時，逐步加強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廣泛開展社會主義的思想道德教育、民主法制教育，促進各項文化事業蓬勃發展，提倡做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紀律的社會主義公民。
在執行“兩個文明一起抓”方針的過程中，也出現了不一貫的情況。胡耀邦積極推進了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但未能對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給予應有的重視。1987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舉行擴大會議，批評了胡耀邦的上述失誤。會議批准胡耀邦辭去黨中央總書記職務的請求，推選趙紫陽為代理總書記。同年10月，黨的十二屆七中全會確認了這項決定。
全面改革和黨的領導的加強，推動了經濟建設。1985年底，“六五”計劃全面和超額完成。五年間，國民生產總值從4470億元增加到8568億元，平均每年增長10%，超過原計劃每年增長4—5%的速度；全國居民平均消費水準從227元提高到406元，扣除物價上漲因素，平均每年提高8.7%，大大超過1953—1980年二十八年間平均每年提高2.6%的幅度。國民經濟重大比例關係趨於協調，主要工農業產品產量都有較大幅度增長，過去長期感到困擾的一些經濟問題得到較好解決，為“七五”計劃的順利實施，為實現黨的十二大提出的奮鬥目標，提供了有利條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