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大躍進”、人民公社化運動和糾“左”過程中的曲折
“大躍進”運動從1957年底開始發動，1958年全面展開。它的推行，表明黨力圖在探索中國自己的建設社會主義的道路中打開一個新的局面。它能夠發動起來，反映了曾長期遭受帝國主義列強欺淩的中國人民，站立起來之後求強求富的強烈渴望。從新中國成立到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短短幾年內一連串接踵而至的勝利，使得人們相信中國富強的目標可能在一個較短的時間內實現。
反右派鬥爭之後，黨中央認為，經濟戰線和思想戰線上的社會主義革命已經取得偉大勝利，人民群眾的熱情高漲，經濟建設可以搞得更快一些。八屆三中全會在批評1956年反冒進的同時，改變了八大一次會議確認的在經濟建設上既反保守又反冒進的方針。全會決定在農村開展關於農業生產建設的大辯論，以推動農業的迅速發展。這年冬季，全國範圍掀起以興修水利為中心的冬季農業生產高潮，實際上拉開了“大躍進”運動的序幕。1958年1月和3月，中央先後在南寧和成都召開會議，對“大躍進”作了進一步準備。
1958年5月召開的八大二次會議，正式提出“鼓足幹勁、力爭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的總路線。這條總路線反映了廣大人民群眾迫切要求儘快改變我國經濟文化落後狀況的普遍願望。但由於它是在急於求成的思想指導下制定的，片面強調經濟建設的發展速度，過分誇大人的主觀意志的作用，忽視了經濟建設所必須遵循的客觀規律。會後，以片面追求工農業生產和建設的高速度，大幅度地提高和修改計劃指標為標誌的“大躍進”運動在全國範圍內開展起來。
“大躍進”表現在工業方面，首先是鋼產量指標的不斷提高。在農業上，主要是對農作物產量的估計嚴重浮誇。生產發展上的高指標和浮誇風，推動著在生產關係方面急於向所謂更高級的形式過渡，主觀地認為農業合作社的規模越大，公有化程度越高，就越能促進生產。1958年8月，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舉行擴大會議，正式決定當年鋼產量比上年翻一番，作出《關於在農村建立人民公社問題的決議》。這次會議把“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迅速推向高潮，以高指標、瞎指揮、浮誇風和“共產”風為主要標誌的“左”的錯誤，嚴重氾濫開來。會後，為了在餘下的四個月時間裏完成追加的鋼產量當年翻番的任務，在全國城鄉掀起全民大煉鋼鐵的群眾運動。與此同時，人民公社在全國農村普遍建立，沒有經過認真試驗，短短幾個月的時間就基本實現公社化。大辦人民公社的過程，實際上是大刮以“一平二調”為主要特點的“共產”風的過程，使農村生產力遭到嚴重破壞。
“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是黨在探索中國自己的建設社會主義道路過程中的一次嚴重失誤。這一失誤有它的由來。毛澤東發動大躍進時說:“中國經濟落後，物質基礎薄弱，使我們至今還處在一種被動狀態，精神上感到還是受束縛，在這方面我們還沒有得到解放。”這番話，說出了全黨的共同感受。破除迷信，奮發努力，要為民族振興和社會主義發展有所作為的精神是可貴的。廣大幹部群眾付出的辛勤勞動也取得一部分實際成果。但是，經濟建設和生產關係的變革有它所必須遵循的客觀規律，生產力的發展也需要有積累的過程。黨對在中國這樣一個幅員遼闊、人口眾多、經濟文化落後、地區發展很不平衡的大國建設社會主義的艱巨性和複雜性估計不足，對掌握經濟規律和科學知識的重要性也認識不足。全黨普遍缺乏領導大規模經濟建設的經驗。第一個五年計劃期間，雖然初步積累了一些好的和比較好的經驗，但也未能予以足夠的重視。同時，在過去的鬥爭取得一連串勝利後，黨內驕傲情緒明顯增長。這樣，“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就難以避免了。
毛澤東是較早地通過調查研究覺察到運動中出現嚴重問題並努力加以糾正的主要領導人。1958年11月，第一次鄭州會議召開，毛澤東提出並要求糾正已經覺察到的“左”的錯誤，強調要區別集體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劃清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兩個發展階段，批評了廢除貨幣、取消商品生產和交換的主張。12月，在武漢召開的八屆六中全會通過《關於人民公社若干問題的決議》，一方面對人民公社的興起仍給予極高評價，另一方面通過闡述幾個重大政策和理論問題，批評了那種急於向全民所有制、向共產主義過渡和企圖過早地取消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的錯誤思想傾向。這以後，各地普遍整頓人民公社，遏制住了急急忙忙向全民所有制和共產主義過渡的勢頭。為了解決人民公社內部的平均主義和過分集中的傾向，1959年二三月間，中央政治局召開第二次鄭州會議，從公社內部所有制分級的問題入手，進一步糾正“共產”風。在貫徹會議精神的過程中，確定生產隊是人民公社的基本核算單位，生產隊的所有制還是公社的主要基礎，清算公社成立以來的賬目，退賠平調的資金物資。1959年4月初在上海舉行八屆七中全會，除肯定關於人民公社的整頓工作外，並對基本建設投資作了調整。這期間，毛澤東直接給省以下直至生產小隊的各級幹部連續多次寫黨內通信，談了農業方面的許多問題，號召講真話。他強調幹勁一定要有，假話一定不可講。在為廬山會議作準備的過程中，毛澤東同一些領導幹部談話，進一步指出:大躍進以來的基本經驗是綜合平衡，有計劃按比例發展；生產高指標問題，要搞一點馬鞍形，明年切記不可定高。
第一次鄭州會議以後，經過八九個月的緊張努力，“共產”風、浮誇風、高指標和瞎指揮等“左”的錯誤得到初步遏制，形勢開始向好的方面轉變。這期間提出的一些正確理論觀點和政策思想，也有長遠的意義。但是，由於對錯誤的嚴重性還缺乏足夠清醒的認識，糾“左”的努力，還局限在堅持“大躍進”和人民公社的“左”的指導思想的大框架內，因而形勢並沒有根本好轉。
1959年7月2日至8月1日在廬山召開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毛澤東提出，總的形勢是成績很大，問題不少，前途光明；根本問題是經濟工作中的平衡問題。他要求大家在充分肯定成績的前提下，認真總結經驗教訓；動員全黨完成1959年的大躍進任務。會議初期起草的《廬山會議諸問題的議定記錄(草稿)》，基本精神是糾“左”。7月14日，政治局委員、國防部長彭德懷給毛澤東寫信陳述意見。他在肯定1958年成績的基礎上，著重指出大躍進以來工作中存在的一些嚴重問題及其原因。7月16日，毛澤東批示將彭德懷的信印發與會全體同志。政治局候補委員、外交部副部長張聞天、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長黃克誠、湖南省委第一書記周小舟等分別在小組會上發言，明確表示支援彭德懷信中的基本觀點。7月23日，毛澤東在大會講話中對彭德懷等人的不同意見進行了批駁，認為是右傾的表現。於是，會議主題由糾“左”變為反右。8月2日至16日舉行黨的八屆八中全會通過決議，認定彭、黃、張、周犯了“具有反黨、反人民、反社會主義性質的右傾機會主義路線的錯誤”。隨即在全黨範圍內展開大規模的“反右傾”鬥爭。
“反右傾”鬥爭造成嚴重後果，使黨內從中央到基層的民主生活遭到嚴重損害，中斷了糾正“左”的錯誤的進程，使錯誤延續了更長時間。廬山會議後繼續“大躍進”的錯誤，加上自然災害和蘇聯政府背信棄義地撕毀合同，黨和人民面臨建國以來所未有的嚴重經濟困難。原本希望快一些讓人民群眾過上較好的日子，結果卻出現令人痛心的狀況，這個沉痛的歷史教訓是不應忘記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