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腦體倒挂”已成往事
石磊是個海龜，從美國學成回國，現為北京一家外資企業的中層管理人員，收入不菲。他約我在北京東部一棟新潮寫字樓底層的日本餐廳見面，用他的話講：邊吃邊聊。
其實，我們早在八十年代中期就認識。重逢後第一句話，他說：北京不像我們最初認識時的那個樣子了吧？
我點頭表示認可。
你說，最大的差別是什麼？他一邊說，一邊把餐巾攤開。
我迷惑地看著他：你是真正的海歸派，你說呢？
中國不再有腦體倒挂現象了！他厚厚的鏡片反射著幽光。
教授曾經賣燒餅
中國境外的海外華人和如今剛踏入大學校門的中國年輕人，可能都不知道腦體倒挂這個詞是說什麼的。
在上個世紀整個八十年代以及九十年代初的中國，從事腦力勞動的知識分子的收入曾經遠遠低於從事體力勞動的販夫走卒。當時有一句順口溜：搞導彈的不如賣茶葉蛋的，拿手術刀不如拿剃頭刀的，說的就是這個情況。
中國科學院瀋陽自動化研究所所長王天然回憶說：那時知識不值錢，科技人員確實收入很低。教授賣燒餅事件曾經鬧得滿城風雨。
但在今天的中國，腦體倒挂早已成為歷史名詞。就在我打的約見石磊的路途上，我曾與計程車司機聊天，如今他一年的凈收入大概還不到石磊月薪的一半，顯然大大不同於我和石磊初識的八十年代中期的光景：那時經常傳出女大學生嫁計程車司機的逸聞，因為當時的大學畢業生和計程車司機的收入之比，正好倒了過來。
如今，王天然也說，今天的科技人員已不再是弱勢群體，以我們所和我個人為例，現在靠市場合同訂單，每年所裏的經費達1個億，而八十年代每年的經費只有500多萬元；那時我一年的收入只有600多元，現在一年收入好幾萬元；那時一家4口人擠在30多平方米住房內，現在住房面積達100多平方米。
確實，如今的知識分子已經是精英階層的一部分。前一段時間，一份有關中國各階層收入的調查中稱：腦體倒挂的現象早就不存在了。反映體力勞動者和腦力勞動者收入的一個最佳指標就是教育收益率。在80年代末期，我們國家的教育收益率是很低的，大約3%左右，還不到國際平均水準的一半。現在我們如果再做教育收益率的估算，則已經達到8%左右了，上升了兩倍以上，這反映了文化或者教育所得到的回報是越來越高了。
大款如今買文憑
那麼，究竟是什麼原因造成了今天的腦體正挂現象？
前些日子，一本被某些網民譏為拿窮人開涮的書──《你為什麼是窮人》，在對窮、富倆字兒特別在乎的中國，賣得特火。根據該書作者古古的說法，今天之所以腦體正挂，是因為二十世紀末的中國，來了一場浩浩蕩蕩的知識經濟。
古古這樣描述這場知識經濟：知識突然就值錢了，成了資本，那些一夜暴富的網路英雄們，那些專利在手的科學家們，還有專門出點子的，幫人借錢的，舞文弄墨的，幫人打官司的，總之收入高的人越來越多，行業雖然不同，卻都披著知識的外衣，連舞臺上唱歌的，球場上打球的，沒有文憑都會被說成素質不高，從而使身價受到影響。受潮流影響，各色各樣的老闆們也從錢堆裏探出個腦袋，呼吸幾口知識的空氣，不惜花大價錢去大學裏搞個學位，生怕被當成了草莽英雄。
這倒使我想起了美國著名管理學家彼得·德魯克的《後資本主義社會》一書，該書作者聲稱，我們正在進入知識社會。在知識社會時代，其最基礎的經濟資源，已經不是資本，不是自然資源，也不是勞動力資源，而是知識，知識勞動者將在知識社會中發揮核心的作用。
但是，德魯克所說的我們，指的是發達國家。那麼，中國是否也進入了知識社會呢？按照德魯克的標準，顯然中國不夠格：一、中國農業人口還佔人口大多數；二、即使在城市人口中，製造業工人的比例也過大。
由於製造業中的廉價勞動力是中國在全球化經濟競爭中的主要優勢之一，所以，在可以想見的將來，中國製造業工人在整個城市勞動力人口中的比重不會大幅度下降，收入也不會大幅度上升。所以說，中國的知識經濟，充其量只能是在前工業化經濟的汪洋大海中漂浮的一些蕞爾小島。
如今，腦體倒挂現象也許早已消失，但腦體正挂後的收入差距卻越拉越大，甚至超過了腦體雙方的心理承受能力。舉例來說，在許多國有企業工人面臨下崗或失業威脅、許多進城打工的民工月薪只有數百元人民幣的情況下，少數被稱為知本家的下海經商的知識分子的月收入卻高達數萬元、甚至更高。蕞爾小島有隨時被汪洋大海淹沒的危險。
看來，在中國，如果不想讓知識經濟的蕞爾小島被前工業化經濟的汪洋大海淹沒，似乎只有兩條出路：一、積極擴展知識經濟的陸地，填海造田，讓孤立的島嶼連成整片的大陸；二、消極等待農業經濟和製造業經濟的海水退位，水落陸出，讓浩瀚的大海變為小塊的內湖。
這都需要時間。無人能夠說清中國孤島般知識經濟何時能夠演變成為一馬平川式的知識社會。
工人之家話民工
但眼下，石磊卻有一種隨時可能被淹沒的不祥預感。
我在結束採訪、離開北京的前夜，再約石磊聊天。這次的地點是北京西部的工人之家。
工人之家原來是中國全國總工會的招待所，如今拆舊建新，面目全非，已成為一座五星級豪華酒店。據說，現在這裡是北京高薪階層經常光顧的地方，已與工人無緣，因為這裡一杯咖啡的價錢就相當於普通工人幾天的工資。
我們一邊呷著咖啡，一邊漫不經心地聊著。石磊講述了不久前他看到的一部新聞紀實片的情節：一個電視記者攜帶袖珍攝影機，偷偷跟蹤拍攝了一個進城打工的民工的幾天生活。他說：這個民工在城裏找不到工作，露宿街頭，乞討為生，最後找到一份工，只幹了幾天就被解雇，工錢還被剋扣了。
石磊凝視著眼前一道一瀉而下的人造瀑布，喃喃地說：海歸後，我時時感到心裏有點兒不踏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