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一系列金融措施，都是從中共自己身上“動刀”。各地陸續有彙報說，“花錢不方便”，但中央卻堅持了下來
今年春天，病榻上的楊培新又被授予了一個榮譽：“改革開放30年8位獨具創見經濟學人”。組委會評價說，楊培新在上世紀80年代提出“包死基數，確保上繳，超包全留，歉收自負”的十六字改革方針，“使企業與國家之間的關係，由傳統的行政隸屬關係轉變為以盈利為核心內容的經濟契約關係，他的承包制也成為中國上世紀80年代國有企業改革的一劑靈丹妙藥。”
與“楊承包”一同被授獎的，是被稱為“吳市場”、“厲股份”的吳敬璉和厲以寧。
不過在這些人中，只有87歲的楊培新參與了1949年、1978年兩次經濟重建。1949年對於他的另一番意義是，他從一名新聞工作者，轉變為一名經濟工作者。
彼時，他由香港《文匯報》發行人，成為開國第一任人民銀行行長南漢宸的秘書。與這個嶄新的國家一樣，經濟建設從此成為他最為主要的工作。
辦報紙搞統戰，“不亞於八路軍的一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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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培新 |
楊培新1922年生於廣東省大埔縣百侯鎮。父親在他出生前去世，12歲時他由叔叔資助才得以上學。
少年楊培新曾受教于陶行知、鄒韜奮，16歲在武昌的中華大學經濟專業讀書時加入中國共產黨。1938年10月，他進入周恩來領導的軍事委員會政治部第三廳，任抗敵宣傳隊書記，從此開始新聞生涯。
後來的10年間，楊培新先後在重慶、恩施、上海和香港的媒體為黨工作。
1949年下旬，華北大勢已定，楊培新自香港抵京，打算轉去上海。
他向《望東方週刊》回憶說，當時南漢宸邀他見面，並要他到人民銀行工作。“不容分辯，叫秘書立即把我的行李搬到銀行宿舍。”不久，楊培新就正式成為南漢宸的秘書，參與制訂金融政策。
楊培新曾在周恩來和董必武領導下奪取了重慶《商務日報》的控制權。到抗戰末期，這張報紙已經成為孤立四大家族、向工商界發展統一戰線的陣地。
南漢宸在延安擔任陜甘寧邊區政府財政廳長時，曾聽周恩來提到《商務日報》，稱其所起的作用“不亞於八路軍的一個旅”。後來董必武擔任華北人民政府主席兼財委主任，領導人民銀行，董必武再次向南漢宸推薦了楊培新。
楊培新還在重慶結識了喬冠華。
喬冠華曾留學英國，做過軍閥陳濟棠的經濟幕僚。他親自把楊培新的文章小集送給胡繩出版，這就是楊培新的第一本書《中國經濟動向》。
後來，兩人同到上海。喬冠華住在馬斯南路170號，主編中共的第一份外文期刊《新華週刊》。楊培新住南市，籌備上海版《商務日報》。楊培新經常準備好酒肉，邀喬冠華來南市。兩人一邊吃喝、一邊談論經濟。
這樣，在喬冠華的指導下，楊培新寫了《中國通貨膨脹論》、《新貨幣學》等幾本著作。其中《新貨幣學》在解放區大量印刷，成為銀行幹部的基本教材。
南漢宸曾告訴楊培新，除了董必武的推薦，他正是通過《新貨幣學》了解了他。
“如果不是無米之炊，也不會找你”
南漢宸原名南汝，出身於山西洪洞一個農民家庭。辛亥革命爆發時，還在師範讀書的南漢宸，回家鄉招募2000人至娘子關對抗清軍。
後來，他對實業救國產生了興趣，並集資5000元在趙城辦了一家煤炭公司，兩年後因虧損停辦。此後南漢宸參加了歷次國內戰爭，1926年入黨後一直從事秘密工作，曆盡凶險。楊培新說，南漢宸是他敬佩的革命家，能在他身邊工作很高興。
南漢宸曾向楊培新講述他最驚險的一次經歷：1934年11月，南漢宸與吉鴻昌、抗日同盟軍將領任應岐，在天津法租界國民旅館以打麻將為名開會，謀劃在中原地區發動10萬人暴動。在南漢宸出去查看可疑人物的時候，軍統天津站特務向房間發動了襲擊。
代替南漢宸打牌的胡漢民的聯絡人當場身亡，吉鴻昌負傷。吉鴻昌後來沒有聽從南漢宸的勸阻到醫院治療，結果被法租界逮捕並移交國民黨，後來在北平遇難。
因為南漢宸的豐富經歷和廣泛交遊，他到延安後被任命為中央統戰部副部長。
1941年皖南事變後，國民黨開始對陜甘寧邊區實行封鎖。毛澤東於是要南漢宸擔任邊區財政廳長，解決穿衣、醫療、電訊等問題。
南漢宸對毛澤東說：這是無米之炊。毛澤東回答：如果不是無米之炊，也不會找你。南漢宸欣然受命。
他上任後先找到西安的幫會龍頭。“算起輩分，這些龍頭大哥得稱南漢宸為前輩。”楊培新說，於是他們調動胡宗南部隊裏的幫會成員，把邊區特產送到西安賣出，再買藥品等物資運進邊區。
這樣，從沒學過經濟學知識的財政廳長，解決了邊區的經濟困難。南漢宸的妻子王友蘭，同時也是南漢宸的交通員，她執行任務時，國民黨的軍長、師長夫人沿途迎送，“就因為她是南漢宸的夫人。”
直到1949年，猶豫中的傅作義還發電報給毛澤東，要求中共派南漢宸到北京談判。
金融政策從中共自己身上“動刀”
楊培新到人民銀行後，第一個任務就是協助南漢宸建設銀行制度，抑制通脹。具體而言，就是在經歷了30多年經濟混亂後，讓人們接受一種新貨幣和一個新央行。
他向記者回憶說，由於貨幣不穩定，各單位儘量把錢都花光，購買糧食、棉布保值。“款子撥給部隊就有去無回，銀行沒有存款，就是貨幣發行公司”。
楊培新與南漢宸商議後，向中央建議在各地建立發行庫。各地財政收入，由銀行分支機構交給發行庫，在當地入庫，由北京集中調撥出庫。為此，縣縣都建銀行。由於人才有限，當時的東北銀行行長曹菊如把警衛員也派去當行長。
後來，楊培新被派往東北，學習他們模倣蘇聯建設的銀行系統。當時東北已建立了穩定的銀行體系，將銀行看作信貸、結算、現金出納中心。為了徹底了解蘇聯的銀行制度，人民銀行還專門派人到蘇聯學習。
楊培新等人回到北京後作了總結彙報，不久，政務院根據東北和蘇聯的經驗，頒布了現金管理辦法。根據規定，國家機關、團體、企業只留三天的現金開支，其他必須存入人民銀行，公家之間不許用現金付款，只準用轉賬支付。
同時，各單位必須從銀行提取現金支付工資和零星開支，國營商業場所收入的現金必須在當夜送交銀行。通過這一系列措施，貨幣從銀行發行出去，當月就可以回到銀行，“當時貨幣流通速度，大體上一年達12次，這就加速了貨幣回籠的速度，有利於減少貨幣發行數量。”
這一系列措施，都是從中共自己身上“動刀”。各地陸續有彙報說，“花錢不方便”，但中央卻堅持了下來。
1949年9月，人民銀行湖南分行開辦折實儲蓄：存入782元為一個單位，折合米1市斤、龍頭細布1市尺、衡煤1市斤。取款時，銀行再按照這些物資的即時市價兌付。
在南漢宸、楊培新的建議下，折實儲蓄在全國迅速推行，人民幣因此被普通百姓所接受。那些在國民政府時期飽受金圓券勒索的私人銀行家見狀，也信心大增。
到1954年物價開始下降，老百姓對人民銀行放心，人民銀行也就真正站穩了腳跟。
要和卡斯特羅一起上山打遊擊
在楊培新的記憶中，南漢宸雖出身行伍，卻為人豁達、善於用人。到北京後，他聘請章乃器、沈志遠等民主人士為顧問，還任用原國民政府人員。
第一組人民幣上的“中國人民銀行”等漢字，就是南漢宸請人民銀行經濟研究室研究員馬文蔚書寫的。馬文蔚曾供職南京國民政府內政部、國民黨中央造幣廠，這時到人民銀行工作還不足一年。
1961年4月，南漢宸率團訪問古巴，正趕上美國雇傭軍在古巴的吉隆灘登陸。南漢宸對卡斯特羅說：“你去指揮戰鬥，大不了我們一起上山打遊擊！”這一輪風波後，卡斯特羅說：“中國才是古巴真正的朋友！”
南漢宸也有著威嚴的一面，“鎮反時，他作報告，許多人立即交代歷史，不需要審訊‘熬鷹’。”楊培新說。
南漢宸從事秘密工作時曾了解到陳伯達在天津被捕自首的情況，並堅持作了彙報。後來康生在邊區搞“搶救失足者”，要抓捕邊區財政廳裏曾在國民政府任職的幹部，結果遭到南漢宸的拒絕。更為重要的是，南漢宸和彭德懷、賀龍等曾聯名反對毛澤東和江青結婚。
楊培新認為，這些延安時期的舊事，導致了“文革”期間“四人幫”對南漢宸的攻擊。
1966年起，72歲的南漢宸持續受到造反派圍攻。次年1月27日夜晚，一生豪爽的南漢宸給黨中央寫信，講述自己不堪忍受“叛徒”的說法，並請求黨的諒解，然後服安眠藥自盡。
傅作義後來告訴王友蘭，周恩來在聽到南漢宸死訊後，憤怒地說：“今後靠誰來工作！”
1979年，落實政策後的楊培新創建了人民銀行金融研究所。他在四川考察時，對承包制進行了認真研究，並提出了企業改革的新思路，並最終為中央所認可。
隨著經濟體制改革向縱深突進，如今承包制已很少被人提起。不過楊培新一直堅持，無論使用什麼辦法，經濟政策必須以提高人民生活水準為目標。（記者山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