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農村老宅的墻壁上，至今仍可找到“農業學大寨”的影子。
從“七溝八梁一面坡”到“農業學大寨”再到“農村經濟學大寨”，大寨傳奇演繹了新中國的兩次勇敢跨越
“工業學大慶，農業學大寨”，這句國人皆知的口號曾影響了中國十四年的時間。山西省昔陽縣大寨，也因此而成為新中國最著名的村莊。上世紀五六十年代，在七零八落的山梁山溝間，大寨人通過實幹苦幹造出了層層梯田，糧食畝產猛增。他們用自己的心血和汗水，換來了十餘年“中國農業學大寨”的光榮。
當歷史的火車在十字道口轉軌，大寨一度痛苦地迷失了方向。當小平南方講話的春風吹遍神州大地，大寨人終於在霧裏看到了那朵最美的紅花——“改革”。如今的大寨，正在集體與個人各揚所長的折中道路上前進著。
“各位鄉親，收電費啦！”一個男人的聲音透過大喇叭響徹全村。從大喇叭裏傳出的淳樸鄉音，已經在這個村莊響徹了半個世紀。不同的是，三十年前喇叭裏傳出的是諸如“下地幹活”之類的有關集體的統一號令。
在熟悉得不能再熟悉的喇叭聲中，80歲的宋立英老人坐在毗鄰陳永貴故居的自家窯洞裏，一邊在一本本大寨題材的書籍上一筆一畫地簽著自己的名字，一邊向前來拜訪遊客們講解著大寨往昔的激情歲月。作為全國勞動模範、大寨村第一位女黨員、大寨村第一任黨支部書記賈進才的妻子，宋立英和“鐵姑娘”郭鳳蓮一樣，是大寨最出名的女人。
1953戰天鬥地狂想規劃
大寨，地處太行山腹地的一個小山村，依虎頭山而建。新中國成立前的大寨，人稱“窮山惡水”。經過祖祖輩輩的辛勤開墾，到宋立英開始記事的時候，大寨村民們擁有了700畝土地。可這些地不是遠在山上，就是險在溝邊，東一小塊，西一小塊，“七零八落，分成4700多塊散佈在一面坡上”，“七溝八染一面坡”。
這樣惡劣的地形不僅讓大寨人在農業上難有發展，畝產不到200斤，甚至還得時常擔心溫飽。地處黃土高原，大寨十年九旱。平日裏，人畜用水緊張；可一旦趕上雨季數日暴雨，山洪暴發，全村頃刻之間就可淪為汪洋一片。
1953年，大寨響應中央號召，開始實行農業集體化，在村支書陳永貴的帶領下，大寨人歷史上第一次如此緊密地團結在了一起，他們制定了“戰天鬥地”的狂想性規劃。
他們想治溝平地、改良土壤、修渠儲水，除了扁擔、鋤頭、鐵錘等最基本的勞動工具，他們擁有的只有一雙雙佈滿繭的手。為這個在一般人看來白日做夢般的狂想，大寨人大幹苦幹，一幹就是十年。
宋立英向記者回憶說：自從開始治溝平地，日後聞名全國的“冰碴飯”就成了大寨勞力們冬天的主餐。黃土高坡上的冬天非常寒冷，且晝短夜長，一到冬季，勞力們幹起活來就得使出十二分的氣力，以確保按時完成治理計劃。爭分奪秒之下，大寨人決定由後勤把飯送到地裏，以節省下勞力們來回村莊吃飯的途中時間。可山高路遠，滴水成冰，當後勤們把飯送到地裏時，飯往往已經結了一層冰。幹了半天活的勞力們早已饑腸餓肚，端起碗來就是一通狼吞虎咽，吃完不休息，繼續勞動。大面積的梯田逐漸一層一層地展現在大寨人的眼裏。
十年後，大寨畝產猛增至700多斤，這得益於土地形狀和土地養分的改善。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大寨村黨支部書記郭鳳蓮認為，吃飽穿暖，追求更美好的生活，是村民們當時夜以繼日艱苦勞作的直接動力。“名呀利呀，這些東西腦子裏通通沒有。就一個字——‘幹’！”
1963順利完成災後重建
宋立英在大寨生活了80年，她親身經歷過的天災不勝枚舉，但沒有一次比得上1963年夏天的那場洪災。
1963年夏天，大寨漫山遍野的作物長勢喜人，根據往常的經驗，等待村民們的將是一場大豐收。誰知，8月初一場百年不遇的特大暴雨不期而至，“稀裏嘩啦”狂瀉了7天7夜。虎頭山的7條山溝濁浪滔滔，村民們眼睜睜地看著洪水摧垮道路和堤壩，馬上就可收割的作物一片片地倒下了。
全村的800多畝土地中，有139畝梯田被衝為平地，41畝莊稼被沙土掩埋,其餘620畝也幾近於絕收。洪水還毀掉了村民們的家。全村270間窯洞和房屋，塌了190間，63間成了危房，能住人的只剩下17間。80戶人家，78戶無家可歸。
在之後的重建過程中，陳永貴三番四次鼓勵村民：“在這世間，‘人’是最寶貴的。遭了這麼大的災，我們村沒有死人，是大喜。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只要我們拿出大幹苦幹的精神，天塌下來也頂得住！”
雖說“人”是最寶貴的，但光有人也不行。重建家園需要大量的石料，於是村民們開始四處尋找適合取石的山體。宋立英的丈夫賈進才帶領的分隊找到了大寨與金石坡村交界處的“石窩”。
石匠們都說這個石窩是“老虎吃天，沒法下口”，“要打開起碼要半年”。起初，賈進才和3個助手在石面上找到了一個絕佳的擊破點，若能打開這個缺口，便能取出大量上好的石材。他們找來炸藥，整整9天過去了，那塊石壁上的石頭還是無動於衷。
大夥兒們並沒有氣餒，他們開始尋思“四兩撥千斤”的巧法子。在10天的尋石過程中，賈進才們砸碎了兩把大錘，3根一米多長的鋼釬被磨得只剩下一尺左右，10多個七八寸見長的鐵楔被打得只剩三四寸。這，就是大寨人的精神！
1964“農業學大寨”鋪開
“農業學大寨”學出“紅旗渠”，大寨一度成為中國政治版圖上的重要地標。
在這場艱苦的災後重建中，一位大寨少女開始登上歷史舞臺，她叫郭鳳蓮。她和村裏的少女們一道，以超乎常人想像的幹勁和毅力，承擔起了和漢子們一樣繁重的體力勞動，村民們把這批少女稱為“鐵姑娘隊”。1964年，不滿18歲的郭鳳蓮成為大寨“鐵姑娘隊”隊長。
1964年3月28日，時任山西省委書記的陶魯茄向毛澤東彙報大寨事跡。毛澤東高興地說：“窮山溝裏出好文章。” 同年8月，毛澤東對國家計委領導小組的同志說：“要自力更生，要像大寨那樣，它不借國家的錢，也不向國家要東西。”同年12月21日，三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上，周恩來總理在《政府工作報告》中竟然專門表揚了大寨，他把“大寨精神”總結為八個字：自力更生，艱苦奮鬥。這一年，轟轟烈烈的“農業學大寨”運動迅速在全國鋪開。
經歷過“大躍進”的折騰和三年自然災害的苦難，如何提高“大鍋飯”制度下農民的積極性，已成為當時制約中國農業發展的重要“瓶頸”。而大寨人卻憑著一股實幹苦幹精神，糧食連續10年增長。
在此後的歲月裏，國家領導人紛至遝來，18位外國元首先後造訪，上千萬名國內參觀學習人員和25000多名外國遊客接踵而來。大寨，不再僅僅是“種瓜得瓜，種豆得豆”的大寨，它已經成為中國政治版圖上的重要地標。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河南省林縣的紅旗渠：林縣人民通過學大寨，憑著一股“大寨精神”在險峻的山上開鑿出了一條“驚天地、泣鬼神”的人工天河——紅旗渠，徹底改變了當地農田缺水的困境，創造出了高產穩產的農田，農民生活水準得到極大改善。
而學大寨能否有成效、有多大成效，主要取決於“學什麼”和“怎麼學”。來自全國各地的參觀學習者中，不乏教條主義者和形式主義者，有的看見大寨糧食產量高，回鄉後就片面強調糧食增產，而置經濟作物于不顧；有的見大寨開山墾田，回鄉後不顧實際條件刻板模倣，結果嚴重破壞了林業資源；甚至有來自平原地帶的參觀者覺得大寨的梯田很壯觀，回鄉後想號召鄉親們模倣。
就這樣，“農業學大寨”的口號以利弊交錯的態勢，在長達十四年的日子裏影響著幾乎每一個中國村莊。1973年，年僅26歲的郭鳳蓮當選為大寨黨支部書記，從此走上了人生的第一個高峰。
大寨村民們如今住在別墅裏。
1978“大寨標準”被打破
1978年12月18日，北京十一屆三中全會的會場上。31歲的中央候補委員、大寨黨支部書記郭鳳蓮默默地坐著，掌聲一次次響起，她卻有些茫然。在這次會上，做了14年中國“農村樣板”的大寨，第一次感受到了失落。她當時並不知道，千里之外的安徽省鳳陽縣小崗村，18戶農民已經在“秘密協議”上簽字畫押，搞起了“大包乾”。不久之後，“小崗經驗”就將取代“大寨經驗”，成為新時期中國大力推廣的新一代的農民智慧。
隨著小崗村的聲名鵲起，她逐漸感覺到了外面的世界正在以超乎她知識結構的跨度在發生劇烈變化。
質疑大寨的聲音越來越多、越來越猛，大寨開始變得門庭冷落。1980年9月，郭鳳蓮眼含熱淚，奉命調離大寨，被安排進了工人隊伍工作。同年11月，中共中央83號文件轉發了山西省委《關於農業學大寨運動中經驗教訓的檢查報告》，報告指出：“歷史已經證明，把先進典型的經驗模式化、絕對化、永恒化的做法是錯誤的，有害的。”
此時，包產到戶已如一陣久旱後的甘露，潤澤著神州大地的幾乎每一個角落。而大寨人，卻仍在黃土高坡農民倔強性格的支配下，在舊日的輝煌夢中沉睡不願醒。
村民們反對包產到戶，宋立英回憶說：“一開始思想上確實接受不了，但一個村莊怎麼可能敵得過歷史的潮流？1983年，大寨“不大情願”地下放了自留地。一個時代悄然拉上了帷幕。
1991大寨精神再次復活
離開大寨，是郭鳳蓮所不情願的；但在這段日子，她開始冷靜思考。
她回憶說，雖然大寨是中國農業的標桿，但除卻榮譽因素，村民們的生活水準實際上並不高。輝煌時期，大寨村民每人每年能分配到一斤半小麥，小麥奇缺；過年包餃子，也用玉米麵做皮。她開始癡迷地閱讀俄國作家列夫托爾斯泰的經典名著《復活》——大寨需要復活。
1991年11月15日，一紙調令讓闊別大寨村支書崗位11年的郭鳳蓮回到了她最熱愛的那個工作崗位。她開始摸索新大寨要走的新路子。
1992年春，小平南巡，提出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貧窮不是社會主義”、“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最終實現共同富裕”……一句句通俗易懂、但含義深刻的格言不斷地敲打著郭鳳蓮的神經。不久，她和宋立英第一次去到了上海，在上海，她們第一次嘗到了咖啡，第一次接觸到了卡拉OK。郭鳳蓮還拿著麥克風唱了一曲她曾在虎頭山的田間地頭唱過無數遍的《人說山西好風光》。長了見識的郭鳳蓮躊躇滿志地向宋立英立下了自己的新志向：要讓大寨有朝一日成為“百萬元”村。
此後，大寨辦起了羊毛衫廠、酒廠、飲料廠……作為大寨的領頭雁，人到中年的“鐵姑娘”郭鳳蓮積極投身商海，找人才、推業務，她學會了用商人而非農民的思想看待社會。
熟能生巧，她漸漸地領略到了大寨最大的資本依舊是那段光輝歲月，她開始打造“大寨”品牌。著名女星孫儷代言的“大寨”牌核桃露、“大寨”牌黃金餅、“大寨”牌白酒……“大寨”的名字開始出現在各種商品上。大寨與三家外地企業合資創辦的企業中，僅“大寨”這兩個字，就給村子帶來了合資企業25%的股份。
大寨村民也不再像以往那樣世故，他們開始把那段塵封的歷史轉化為當下的收入。除了集中居住區，如今的大寨村幾乎完全為各類大寨紀念品商店和窯洞飯館所充斥。這個僅500口人的村子每年旅遊業即可創收兩三百萬元。
2000年，年過七旬的宋立英老人也終於放下了歷史包袱，加入了旅遊業創收的大流。郭鳳蓮當時勸她說：“您是名人，您要是開紀念品商店肯定很受歡迎。”那以後，身為文盲的宋立英開始學習寫字：“大寨”、“自力更生、艱苦奮鬥”、“宋立英”……她每天準時“上班”，端坐在商店裏招呼進進出出的遊客，她成了大寨簽名售書的明星，成了這個“紅色旅遊”景點一道獨特的風景線。
如今的大寨，年產值早已破億元，比三十年前增長了六百多倍，大幅超額完成了郭鳳蓮當初在上海那個不眠之夜立下的“百萬元村”的志向。
郭鳳蓮說：“並不是歷史上所有的東西都是不好的，都要否定。好的要堅持。”在村民們看來，大寨已經找到了一條超越過往歷史局限性的新路子，一條集體與個人相統一的新路子。
村民們的日子好過了，郭鳳蓮卻不無憂慮：“大寨精神就那八個字——自力更生、艱苦奮鬥。現在生活條件好了，有些村民失去了當年的創業激情。有些年輕人不想到外面闖蕩，他們寧可坐在家裏開個小飯館、賣點紀念品，小富即安。大寨精神不能丟。”
連結： 中國名村
“農村改革發源地”小崗村
小崗村由兩個自然莊組成，位於安徽鳳陽縣東部，隸屬小溪河鎮。
1978年以前的小崗村，是全縣有名的“吃糧靠返銷，用錢靠救濟、生產靠貸款”的“三靠村”，每年秋收後幾乎家家外出討飯。1978年11月24日，小崗村18戶農民以敢為天下先的膽識，按下了18個手印，搞起生產責任制，揭開了中國農村改革的序幕。小崗村從而成為中國農村改革的發源地。
如今，2008年11月24日，小崗村響應黨中央的號召，已經同意土地流轉，上萬畝的土地將在明年公開拍賣。
“天下第一村”華西村
華西村位於江蘇省江陰市區東，華士鎮西，建村于1961年，最初面積只有0.96平方公里，人口1500多人。40多年來，在吳仁寶老書記的帶領下，華西人發揚“艱苦奮鬥，團結歸口，服務分配，實績到位”的華西精神，建設成了一個社會主義新農村，被國內外各界人士讚譽為 “天下第一村”。 自改革開放以來，已接待了來自120多個國家和地區的外賓考察和訪問，目前每年遊客接待量在1000萬人次以上。
2008年，華西村頂著金融海嘯的衝擊迎難而上，去年實現銷售額500億元人民幣。華西村的特點是始終堅持走共同富裕的道路不動搖。
“曾經的神話村”南街村
南街村位於河南省臨潁縣城南隅，全村有848戶、3180口人，總面積1.78平方公里，擁有26家村營企業。1984年，南街村村辦企業的總產值只有70萬元，而到了1995年，這一數字猛增到12億元，一時間名滿神州。
南街村一直以其特立獨行而為人們所津津樂道。由於集體實力的發展壯大，南街村村民的福利待遇日益增加，免費享受20多項福利待遇，生活、住房、上學、就醫等各方面均無後顧之憂。
然而，日前有不少媒體調查發現，這個號稱資產數十億元的村辦企業集團已經欠債10余億元，3年前已悄然“改制”。這意味著南街人苦心經營近30年的“神話”或將走向終結。(文/圖 本報記者 張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