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為1949年10月1日，毛澤東主席向全世界莊嚴宣告：“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新華社記者陳正青攝（資料照片）
新華網北京9月30日電題：執掌政權第一天--歷史見證人的甲子記憶
新華社記者賈永、王玉山
1949年10月1日下午，一個男嬰在河北淶源縣呱呱墜地--此刻，他的父親王明玉正行走在開國大典的閱兵方陣中。
得知兒子出生已是兩天之後，王明玉立刻給孩子取名“王建國”。
“父親是第一次穿皮鞋，腳都磨出了血泡，參加完閱兵，索性把鞋子脫下來，挂在脖子上，光著腳回來了。”而今，家住杭州的王建國對記者說。
在全國成千上萬的“建國”中，這一年出生的"建國"達8240人。這個名字，在那一天、那一年後的中國，從此有著別樣的意義。
新生的生命與新生的共和國一起成長，今天共同迎來生命長河中的甲子年輪。
開國大典
北京無眠。
作為佈置開國大典主會場的負責人，25歲的蘇凡在天安門城樓上整整忙活了一個晚上，“一直幹到10月1日清晨才最後完工。那時候年輕，又激動，根本沒有累的感覺。”
蘇凡時為華北軍區政治部文工團舞美隊隊長。老人記得，周恩來淩晨3點還來檢查了一次。
天剛拂曉，工人、農民、學生、機關職員、市民……一列接著一列，涌向天安門廣場。30萬人，守候著同一個時刻。
下午3時，這個時刻到來了。
“林伯渠宣佈開國大典正式開始，樂隊立刻奏起了《義勇軍進行曲》。”當年29歲的軍樂隊總指揮羅浪回憶。林伯渠是剛剛誕生的中央人民政府的秘書長。
“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羅浪說，"伴隨著毛主席的莊嚴宣告，廣場上的歡呼聲，一浪高過一浪。"
“當毛主席按動電鈕，新中國第一面五星紅旗升起時，我們的禮炮也響起來了。”今年92歲的許欣之，當時擔任開國大典鳴放禮炮的指揮。這位新中國第一個禮炮隊的組建者解釋：“28響標誌著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民英勇奮鬥的28年。”
28響，28年。從1921年7月1日誕生到1949年10月1日執掌全國政權，中國共產黨人整整奮戰了28年又3個月--東方地平線上升起的那一縷曙光，終於在這個10月的第一天，托起了新中國從此不落的太陽。
“那一刻，多少人淚都下來了。多少年了，就盼著這一刻！”國歌詞作者田漢之子田申，時任開國大閱兵戰車團代理團長。老人回憶，“聽到父親寫的歌被作為國歌，更是激動萬分。”
由檢閱式和分列式組成的開國大閱兵，把開國大典推向了極致。
89歲的羅浪還記得，朱德總司令檢閱部隊時，奏起的是《三大紀律八項注意》樂曲。海軍代表部隊、陸軍一九九師、炮兵第四師、戰車第一師和騎兵第三師在東長安街一字排開，接受檢閱。1928年，毛澤東、朱德會師井岡山的時候，隊伍不足萬人。今天，這支黨絕對領導下的紅色大軍，不僅戰勝了國內外的強敵，而且擁有了足以捍衛新生共和國領土和主權的力量。
在人們期待的目光中，分列式開始了--這是人民軍隊第一次沿著金水河，列陣走過天安門廣場。
首先通過廣場的是新生的人民海軍--就在人民解放軍佔領南京的同一天，人民海軍在長江邊的江蘇泰州白馬廟誕生。這個年輕的軍種從成立到出現在全國人民的目光中，僅僅5個月零8天。
“閱出國威、閱出軍威。”直到今天，回想起60年前的大閱兵，李布德老人說的最多的依然是這8個字。這位當時只有30歲的師政委和長他2歲的年輕師長李水清，作為領隊，走在受閱步兵方隊的最前面。
“一邊開坦克，一邊偷偷看毛主席。短短300多米的距離，衣服都濕透了。”80歲的董來扶這樣形容當時的情景。董來扶駕駛的坦克，是我軍繳獲的第一輛坦克。今天，那臺屢立戰功的“功臣號”，早已被軍事博物館永久收藏。
戰機轟鳴。儘管空軍作為一個軍種成立還要等到40天之後，但手持梭標參加紅軍的方槐依然和他的“泥腿子”戰友們把戰機駛向了共和國燦爛的天空。他們所駕駛的17架飛機，幾乎是新中國那時所擁有的全部戰機。
“因為受閱飛機還要擔負戰鬥值班任務，機群中有4架挂著實彈。”今年92歲的方槐當時任軍委航空局作戰教育處處長。老人回憶：“經過天安門上空時，我3次推拉機頭，向我們的新中國敬禮！”
天上的轟鳴與地面的歡呼交織在一起，久久回蕩在天安門廣場，匯成一個新生共和國的最強音。
今年75歲的侯茹貞老人同樣記住了那個沸騰的日子：“當時我們還是學生，我們唱啊跳啊，在廣場上徹夜狂歡，嗓子都喊啞了。”
聚焦北京
與天安門廣場上的狂歡不同，此時的北京西四大街上，行人稀落。女派出所長楊曉陽手插口袋，警惕地看著四週。口袋裏，她緊握著一把手槍。
“我們所的任務區在西四那幾條街上，人都到廣場去了。”83歲的楊曉陽至今仍保持著“老公安”的衝勁，接受採訪時堅持讓記者喊她“老楊”。
“老楊”是解放後西城區第一任派出所所長。在她的記憶中，北京當時的基層政權機構似乎只有派出所：“什麼事都管！”但開國那天，她唯一要管好的就是確保自己的任務區不能出事。
全國尚未全部解放。北京，這座4天前還叫北平的古都，同樣不平靜。
當楊曉陽從街邊電線桿上的廣播器裏聽到開國大典現場聲音時，便衣隊長高富有正緊張地站在人潮涌動的廣場上。如同一個新生的生命需要細心呵護一樣，共和國在成立當天首先需要做好保衛工作。
“從淩晨開始，整個天安門廣場禁止一切車輛通過。”今年92歲的高富有回憶，“凡是能涉及到的地方，都有我們的人，有公開站崗的，有便衣。那時候相互之間聯繫只能用腿，一個接一個傳遞情況。”
新中國的公安保衛系統，開國大典前已基本建立健全。
“毛主席宣告中央人民政府成立的時候，公安部已是下設在政務院的一個部門，”今年80歲的孫仲毅老人經歷了公安部的成立過程，“開國大典時，第一任公安部長羅瑞卿就在毛澤東身後。”
毛澤東的身邊，站滿了與羅瑞卿一樣的第一屆中央人民政府的組成人員。
還在1949年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時，中央在把接管平津的任務交給華北局的同時，決定以華北人民政府為基礎，組建中央人民政府各部委。
“10月1日，最高人民法院正式掛牌成立。下午我們參加開國大典觀禮活動時，在廣場上打出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人民法院的橫幅。”今年82歲的趙登生回憶。
內政、外交、司法……支撐新生政權的基石，幾乎與共和國同時奠基。
時年65歲的謝覺哉出任新中國第一任內務部長。這位曾擔任過中國共產黨于1931年創立的第一個全國性紅色政權--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秘書長的老人，即使在長征路上也始終把印章挂在脖子上。他的夫人王定國回憶：“謝老說，這是人民的‘印把子'，以後還能用得上！”
作為新中國外交事業的見證者，曾任中國常駐聯合國代表的淩青當時就站在天安門城樓下面。淩青有著非同尋常的身世：他的高祖父是民族英雄林則徐。
“中國共產黨正式設立外交機構是在1945年，那年美軍派了一個20多人的觀察組到延安，中央軍委便組建了一個外事組，有七八個人，專職做外交工作。”今年86歲的淩青回憶，“我是科員，主要是給毛劉周朱等擔任翻譯。”
這個產生於陜北窯洞的外事組，成為新中國外交部的基礎。
此時的淩青已是外交部美洲澳洲司美國科科長。在開國大典前一個小時舉行的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第一次會議上，被任命為政務院總理的周恩來同時兼任新中國第一任外交部長。
“本政府為代表中華人民共和國全國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凡願遵守平等、互利及互相尊重領土主權等項原則的任何外國政府，本政府均願與之建立外交關係。”在毛澤東的聲音回蕩在天安門廣場的同時，按照外交慣例，周恩來向各國原駐華外交代表發出公函，要求他們將公告轉交本國政府。
——這也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第一份外交文書。
“當時，各國駐華代表在中國分駐三地，奧地利、緬甸、埃及、印度等12個國家的前駐華大使館在南京，希臘、巴西、瑞典等14個國家的舊領事館在上海，蘇聯、美國、英國等7國的舊領事館在北京。所以這份外交公函于10月1日開國大典後迅速發往三地。”淩青說，“那會最忙的就是交際科科長。”
一時間，北京、南京、上海的電報局繁忙異常，新中國成立的消息迅速傳遍世界。
蘇聯政府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照會很快發到了中南海……
天涯共此時
1949年9月29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主席團作出決定：全國機關、學校、工廠、部隊、除因執行不能休假的任務必須照常工作者外，一律于10月1日、2日、3日放假三天，以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成立。
“10月1日一大早，太陽也就剛露出個邊，科長一擺手說‘升旗'，在辦公樓的樓頂上，我踩著木凳子，升起了瀋陽，也許是東北第一面國旗。”今年82歲的張德成老人當時是東北人民政府的職員，“那幾天，瀋陽完全沉浸在歡慶中，唱歌、遊行，高興得不知道幹啥好了。”
僅僅11個月前--瀋陽解放前夕，作為東北經濟中心的瀋陽還滿目蕭條。物價指數5個月內上漲了4倍，糧價漲了9倍。
“瀋陽復活了。”一位外國使領館的工作人員驚奇地表示。令他意外的是，這一時間竟是如此之短——
人民解放軍進駐瀋陽第2天，全城電燈和電話已經修復；第4天，郵電在全東北開通；第5天，電車重新行使在了這個當年全國電車線網最密集的城市中……
其實，在解放戰爭的凱歌聲中，共產黨人已經開始為奪取全國政權後的“進城趕考”做準備。上海尚未解放，從各地抽調的5000多名幹部就被集中到江蘇丹陽為接收上海"充電"，200多種關於這座中國最大城市的經濟、文化、社會狀況的小冊子成了必學的教材。
在1949年3月5日西柏坡召開的中共七屆二中全會上，毛澤東告誡全黨，奪取全國勝利，只是萬里長征走完了第一步。他在要求共產黨人保持“兩個務必”的同時，充滿信心地說：我們不但善於破壞一個舊世界，我們還將善於建設一個新世界。
“新中國成立時物資供應比瀋陽剛解放那會兒好多了，米、油、雞、魚、肉、面都有，不用票，買啥有啥。”張德成回憶，“一年前還有人觀望，看共產黨能不能管好城市，能不能治理好瀋陽，現在，連觀望的人也都高興起來了。”
與城市市民同樣興高采烈的，還有千百年來第一次擁有了自己土地的廣大農民。
“上面發了幾部收音機，又找了幾部，大家就聚在辦公室裏聽開國大典。”82歲的楊貴當時是河南省淇縣縣委辦公室主任兼五區區委書記，“七里八鄉的老鄉們也從大老遠趕來了，還提著紅棗，來聽毛主席的聲音。”
1947年9月，解放戰爭尚在相持階段，中國共產黨就在西柏坡的農家小院裏制定和通過了《中國土地法大綱》。一年後，解放區近9000萬農民分到了土地。到1949年，佔全國面積三分之一的地區完成了土改。
“那時候縣委縣政府都在民房裏辦公，剛剛擁有了土地的老鄉們經常來聽縣委會、政委會，就好像到自己家裏一樣，說說笑笑，無話不談。”楊貴回憶，“聽到新中國成立的消息，人們那個高興啊，把帶來的紅棗都拋到了天上……”
在南京、在上海、在武漢，在東北、在華北，在全國所有解放了的城鎮和鄉村，人們沉浸在從未有過的歡樂中。
淩青的夫人張聯當時是哈爾濱外專的學生。這位今年已79歲的老人回憶：“聽到廣播，全體同學和市民們都跑到街上去歡呼。”
今年86歲的趙勇田當時是華北軍事政治大學校刊《華北軍大》的記者。老人說：“我到石家莊郊區發傳單，農民們說，從此中國改了年號，一輩子也要記住這一天。”
衝破黎明前的黑暗
7歲的劉心武趴在陽臺上，朝江對岸望去：山城重慶，滿目瘡痍。
“我們一家人都在陽臺上，圍聚在一個電子管收音機旁邊，聽到了從北京傳來的現場廣播。”作家劉心武回憶。
那一天，重慶仍籠罩在黑暗之中。歌樂山下的白公館和渣滓洞，關押著大批共產黨人。當開國大典的消息傳到監獄，人們得知國旗的名字叫五星紅旗。
“當時不知道那個紅旗怎麼做法，羅廣斌同志就把他的一床繡花被面拆了，又剪了5個五角星，可不曉得怎麼擺法。他們就說，擺上吧，就制好了一面五星紅旗。”曾被關押在白公館的郭德賢老人回憶，“紅旗悄悄地傳到所有牢房裏，都說重慶解放的時候，我們監獄裏的同志，扛著我們親手做的紅旗，流著熱淚，去迎接我們的黨，去迎接解放。”
時年25歲的郭德賢有幸從大屠殺中倖存下來，但更多的志士沒有等到扛著紅旗迎接解放的那一天。
“媽媽犧牲時，離重慶解放只有幾天。”江姐的兒子彭雲說。在1949年11月14日的白公館、渣滓洞大屠殺中，包括被人們稱為江姐的江竹筠等265位烈士倒在了黎明前最後的黑暗中。
“入夏以後，重慶的國民黨政權已然搖搖欲墜。達官貴人，能搞到飛機票的，全飛臺灣去了……”劉心武的父親劉天演當時是舊重慶海關的總務主任，解放後成了海關總署統計處副處長。
十月的中國，大部地區早已是“晴朗的天空”，但正如劉心武記憶中的重慶一樣，在西南、西北和南方的一些地方，反動派仍在最後掙扎。
舉國歡騰時，戰將未下鞍。在那個光榮的日子到來之時，有多少能徵善戰的英雄將士仍馳騁在追殲國民黨殘余的各個戰場上——
“1949年10月1日，部隊正從江西翻越南嶺山脈向廣東進軍。”今年92歲的宋維軾時任第四野戰軍43軍128師政委，“部隊剛剛解放了江西全境，正沉浸在勝利的喜悅中，又接到了兵團的通報：新中國誕生了！”
百歲高齡的羅元發將軍當時也是在進軍途中聽到開國大典消息的。“部隊正在甘肅酒泉。廣播開始時，屋子裏擠滿了人，桌子旁、窗沿上，連門背後都塞滿了。”這位曾與楊成武率部擊斃日軍“名將之花”阿部規秀的戰將回憶，“浴血奮戰幾十年，這一天終於到來了。大家激動萬分，有的大哭，有的大笑。”
這一天，陳萍所在的部隊正在湖南雪峰山追殲敵人。“一大早剛結束了一場戰鬥。到了鎮上，才知道新中國成立了。”陳萍和戰友們買了些月餅和葡萄，舉辦了一個慶祝儀式。陳萍老人回憶，“吃過晚飯，部隊又繼續出發，追殲白崇禧殘部。”
新中國成立的消息，同樣也傳到了海峽對岸。
“我是從廣播裏聽到的。當時的心情很複雜，一方面，覺得共產黨確實很厲害，這麼快把一個破破爛爛的國家統一了。”當年26歲的王楚英是這一年的6月1日隨國民黨撤退臺灣的，“另一方面，100多年來中國都是在戰爭中度過的，老百姓厭惡無休止的戰爭。我是軍人，但也是中國人，我希望國家富強。”
1945年9月9日，王楚英曾以中國陸軍總指揮部前線指揮所聯絡組長的身份，見證了在南京舉行的中國戰區受降儀式。“我14歲就當兵，就走上抗日戰場，為什麼？就是因為國家存亡、匹夫有責。這個時候看到一個統一的國家建立了，我感到中華民族有希望了，作為中國人當然很高興。”
1954年，王楚英借道香港，輾轉回到大陸，現為南京市政協專員。
時間開始了
當毛澤東向全世界宣佈《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公告》的時候，新華社記者李普有幸站在領袖身旁。
“毛主席宣讀完畢，我走上前去拿稿子。稿子上貼著一張字條，寫著中央人民政府全體委員的名字。他指著那張字條叮囑我，你小心這張字條，千萬不要弄丟了，然後又寫上‘照此發表，毛澤東'。”今年91歲的李普回憶。
這份名單，雲集著當時各界精英：56位委員中，有27位為黨外著名人士。而中央人民政府的6位副主席中，也有一半為黨外人士，即宋慶齡、李濟深、張瀾。
“當時一個很大的選擇就是中國究竟向哪兒走，成立一個什麼樣的國家。毛主席同我們說，要成立一個多黨合作的共產黨領導的一個政權。後來我們同意這一條……”時為民盟中央華北總支部委員的社會學家費孝通生前曾回憶。
一直抱有出世思想的黃炎培擔任了政務院副總理。早在1945年夏天，民主人士黃炎培就曾趕赴延安，與毛澤東促膝長談。他希望共產黨找出一條新路，跳出歷史上王朝興衰週期律的支配。毛澤東充滿信心地告訴他：“我們已經找到了新路，這條新路就是民主。”
當年為李普證婚的沈鈞儒出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長。1948年9月，在中國共產黨的感召下，沈鈞儒等第一批民主人士乘船離開香港，一路向北。此後，各民主黨派、無黨派人士、海外華僑代表等紛紛北上，來到充滿生機的解放區，來到灑滿陽光的地方。
李普的家裏至今仍挂著當年在天安門城樓上報道開國大典時的照片。這張照片的拍攝者，是當時中央警衛局攝影科女科長侯波。
“我拿著一個只能裝12張底片、只有一個標準鏡頭的相機。顧不得危險，將身體仰到城樓護欄的外邊，搶拍了主席宣告的歷史瞬間。”侯波一生最珍貴的攝影作品《開國大典》由此誕生。
“開國大典讓我感受最深的一點是，人民當家作主的那種喜悅，完全發自內心。”今年已85歲的侯波說。
人民當家作主--那一天的中國，幾乎所有人都與侯波有著同樣的感受。
“我們幾千年來的希望，我們幾千年來的要求，要一個獨立、民主、和平、統一、富強五者具備的國家的要求--在過去常常使人稱為是白日大夢，或者是唱高調，現在這個幾千年來的大夢一定會實現。昨天我親眼看見的慶祝大會，就是保障。”上海《大公報》女記者楊剛開國大典後這樣寫道。
上海解放後不久，楊剛所供職的這份舊中國最著名的報紙，發表了《大公報新生宣言》，宣佈歸人民所有。而刊登李普開國大典報道的《人民日報》——這份創刊于河北省平山縣裏莊的報紙，在此前的8月1日，已成為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的機關報。
黨中央的機關報以“人民”二字命名--它所表達的，就是這個新生政權的一切權力屬於人民！
那一天，詩人胡風的日記似乎有些平靜：“下午三時，天安門。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典禮，閱兵，人民大遊行。典禮與閱兵從三時到六時，群眾行列從六時繼續到九時一刻。”
但，詩人的內心又怎能平靜！一個月後，《人民日報》連續幾期以整版篇幅刊載胡風的長詩，長詩的標題是：時間開始了。
是的，時間開始了，一個新的時代開始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