攝影師鏡頭裏的閱兵式充滿詩意和美感。
題 記
無論顯赫或卑微，每個人都在歷史的長河中，用生命的痕跡記憶著過去，哪怕是一橫一豎，一撇一捺。與其他人有所不同的是，那些用手中鏡頭記錄一段段難忘歷史的軍旅攝影師們，在尊重歷史的原汁原味時，也融入了更多個性化的情感和行為方式——他們創造了歷史，卻渾然不知，他們定格了歷史，卻不以為然。他們只知道，作為軍人，命令下來的那一刻，就是抱起手中的“武器”，衝啊！
張世鴻：用彩色膠片拍攝閱兵第一人
他板直的坐姿讓人感到一位老軍人的風骨。即便身體已被歲月的滄桑浸染，但透過他的話語，仍能體味到軍旅攝影家不變的愛國情懷。眼前的他參加過抗美援朝，曾在戰火硝煙的前線穿梭拍攝，將後勤保障戰線的大批攝影資料送到後方。他還接受過秘密任務，進入某地連續工作了701天……
都說他的鏡頭彌足珍貴，記錄下了新中國成立來無數關鍵的歷史時刻。他就是張世鴻。
與他面對面相坐時，周圍的人都親切稱他張總。因為他是八一廠許多電影和紀錄片的總攝影。
他今年70多歲了，但身子骨出奇的硬朗。他拍著胸脯笑著說：“這是常年扛著笨重的攝影機，走南闖北鍛鍊出來的軍人體魄。”直到現在，張世鴻還是不服老，想著跟騰安慶(1999年《世紀大閱兵》總導演)比拍黑白片，看誰拍出來的鏡頭最棒。
追憶是從1956年10月1日的閱兵式開始的。張世鴻說：“八一廠當時正在拍一部關於蘇加諾訪華的片子，沒想到蘇加諾也去參加檢閱了，我們就跟到閱兵式上去拍。完全是一種巧合。”
“那年的閱兵下著雨，元帥們都換上新授銜的軍裝，站在天安門城樓上檢閱部隊。方隊從雨中走過，那齊刷刷的隊形，那官兵身上散發出的霧氣，特別美，也特別令人神往。”張世鴻回憶起50多年前的場景，就好像剛剛發生過。
“我出發前就想好了，這一神聖時刻要用彩色膠片拍，但是陰天，又有一種擔心：用彩色膠片拍下雨的場面，會不會砸鍋？因為那個年代誰也沒用過彩色膠片，心裏沒底。當時現場還有其他電影廠的攝製組，他們保守，不敢冒險，就用黑白膠片拍。我天生膽大，決定破天荒使用彩色膠片。我知道這是一次性拍攝，方隊走過去了，再想彌補是不可能的。結果拍出來一對比，我興奮地叫了起來。黑白片拍得雨天灰濛濛的，幾乎看不清楚，而彩色膠片拍出來的，層次感很強。搞攝影的都知道，頭一次用彩色膠片拍大場面，最難掌握的是曝光時間，否則就會一片模糊。沒想到，稀裏糊塗成功了。”
更讓張世鴻想不到的是，10年後，美國出現了“新彩色攝影”理論，一個叫做威廉·埃格爾斯頓的攝影師提出要使用彩色膠片拍攝“嚴肅題材”，而另外一位薩麗·奧克萊爾的攝影師則認為，彩色膠片在上世紀60年代依舊沒有成熟，他的理由是，彩色膠片反映的主題色彩過於誇張，很難把握，弄不好會拙劣地表現世界，無法真正用鏡頭構建世界。在一片爭論聲中，“新彩色攝影”理論誕生了，並被歸結為是美國攝影師開創了彩色攝影的新時代。
然而，讓美國人想不到的是，大洋彼岸的中國八一廠的攝影師們，在上世紀50年代就已經將鏡頭對準了聲勢浩大的閱兵式，並將彩色攝影這“難以把握”的主題色彩神奇般地把握住了——在濛濛雨中如實並嚴肅地營造出了一個絕佳的視覺語言和影像效果。如果美國人得知的話，恐怕就不會武斷地說是美國攝影師開創了新彩色攝影的時代。
1984年，小有名氣的張世鴻，被八一廠作為總攝影，負責拍攝當年《國慶閱兵》紀錄片。那時，張世鴻拍攝技術和經驗首屈一指，廠領導之所以把這麼重的擔子壓給他，看中的是他的業務。其實，從表像看，張世鴻長得很年輕，怎麼看都不像個領導。但張世鴻是一個有激情、有責任心的人，拍攝準備期間，他提出一個主導思想：今天的歷史是留給後人看的，面對大閱兵這樣的重大而又嚴肅的歷史題材，真實紀錄當時的情形就是對歷史的尊重，也是對後人負責。因此，他和攝製組同仁討論再三，最終決定用傳統手法紀錄閱兵全過程。
他清晰地記得：“閱兵那天，鄧小平主席的講話剛結束，全場就響起雷鳴般的掌聲，隨之，出現了一點間隙性的平靜。伴隨一聲‘分列式開始’的密碼，令人矚目的受閱部隊開始通過天安門——排山倒海的口號聲和鏗鏘有力的腳步聲如同大地上滾過的驚雷。由於當時器材落後、笨重，沒有同期錄音的條件，所以現場聲音都要後期加工。我要求每個攝影師憑印象記住閱兵全過程的所有細節，以便事後注入現場聲音效果時，嚴絲合縫。果然，片子製作出來一看，比現場更逼真，更有氣勢。一位我多年的老戰友跟我說：‘我就喜歡聽你配的這些聲音，真切動人。’”張世鴻說到這裡，臉上明顯露出了自豪感。他的妻子拍著他的肩膀笑著說：“你這些事有什麼值得吹的啊？我這輩子最後悔的一件事就是嫁給了一名新聞紀錄片的攝影師！”但從她說話的表情中，能感覺出作為軍人妻子的驕傲和自豪。
張世鴻笑了，指著他的妻子對筆者說：“她也不容易，我年輕的時候因為工作需要到處跑，她在家裏一個人帶孩子。抗美援越的時候，我出去了兩年，中間沒通信，她都撐過來了。現在年輕人不會理解，兩年不通電話不寫一封信是什麼感覺。”他妻子笑著說：“嫁給搞新聞紀錄片的女人不都這樣！”看著互相打趣的老兩口，筆者感受到了他們之間的溫馨和彼此的信任。也只有經歷過磨難的感情，才能如此沉靜和深邃。
王建國：拍攝《世紀大閱兵》是場戰鬥
1999年10月1日，是祖國50歲華誕，恰逢世紀大閱兵。全國人民對這一天都充滿了期待。
值得欣慰的是，由於中央電視臺的現場直播，使億萬觀眾當天就收看到了閱兵實況。可是，也因為電視轉播的局限，許多鏡頭無法兼顧。正是八一廠拍攝的大型紀錄片《世紀大閱兵》，彌補了這一缺憾。
《世紀大閱兵》的總攝影師王建國回憶：“那真是如同一場戰鬥，每個攝影師都是士兵，時刻經受著考驗。那年遇到了騰安慶這樣一個好導演是我們攝影人的福氣，他很有魄力，很能張羅，既有親和力，又有聰明的頭腦和領導魅力。當時廠裏的要求只有一句話：拍攝一部讓觀眾喜歡且震撼的紀錄片。說起來容易，做起來可想而知有多難。為尋找《世紀大閱兵》的創新點，騰導絞盡腦汁地先從紀錄片的片頭開始尋求變化。他事先領著攝影師們跑遍了北京城，拍下了許多展示國威軍威的精彩鏡頭：故宮的大門在威武的鑼鼓聲中打開，寓意國門打開，中國人走向世界。還有黃河的壺口瀑布、清華的奈米技術、國防大學的上將和中將們在現代化電教室的沙盤前作業、碩士生和博士生從清華大學的大門一擁而出……儘管有些鏡頭最終在審查時被拿掉了，但片頭還是一改過去從天安門拉開的固定模式。”
對於拍攝中遇到的艱難，王建國更是記憶猶新。他說：“最揪心的是下雨。沒想到，9月30日那天真就下起了雨，讓所有在場的人心焦不安。據說氣象專家們早在一年前就開始對50週年慶典活動當日的天氣進行過預測和分析，並準備在必要時人工驅雲，但到了那天就是雨下個不停，誰也說不好何時才能多雲散去見晴天。製片部門買來了雨衣、雨布，攝影師們帶上了‘快片’(一種適宜陰雨天使用的膠片)，準備打持久戰。冷雨伴著秋的寒意陣陣襲來，冰涼沁骨。攝影組在金水橋等多處設了器材集散點，器材箱下墊一層雨布，上面再蓋一層，看守的幾個人則穿著雨衣打著傘在雨夜裏站著。這一夜，天安門廣場的各個方向，都有《世紀大閱兵》攝影組人員在徹夜值班看守機器。”
八一電影製片廠是一支部隊，命令一下，所有人就必須到位，每位同志必須保證完成任務。導演部門事先繪製了完整精確的機位圖、統籌圖，寫出了每一台攝影機的分鏡頭，所有內容都同時有3至6台攝影機做不同景別、不同角度的拍攝。除完成各自的分鏡頭外，攝影師還根據現場變化，不失時機地抓拍一些精彩內容。王建國說：“按閱兵指揮部的要求，我們的機位由58個一次次遞減到最後的29個，機位圖也反覆畫了許多張，每一張都很細緻，不厭其煩地標出攝影機和小汽車等實物圖像。當機位圖拿到閱兵指揮部時，審查者都豎起拇指誇獎：‘到底是八一廠，真是正規、嚴格！’騰安慶對全廠的攝影師瞭如指掌，他按照每個人的特長進行了分工，力保每個鏡頭都盡善盡美。”
“負責拍攝中央領導人講話的王保權，在閱兵式即將開始前試機時，電瓶突然短路起火，一股白煙騰起，瞬間燒焦的膠皮味瀰漫了全場。安保人員怕出危險，索性把他給趕了下來。好在我們事先有預案，下面有專人接應，趕緊給他換個備用電瓶，又給安保人員做了一番工作，才再一次進入現場。當時嚇出我一身冷汗，軍委主席的講話差點拍不到了。王保權拍完之後，整個人癱在地上，也不知道是累的還是嚇的。”王建國今天說起這些，仍然心有餘悸。
最難辦的是一個人跟拍，常常手忙腳亂。王建國記得，當時王迎軍扛著攝影機，從紀念碑後面出來，一路小跑跟拍到升旗的地方時，一卷膠片就用完了，他只好跑到軍樂團指揮平臺旁，將事先隱藏好的另一台機器扛起來繼續拍。膠片拍完了，再回來給兩個機子同時換片。多次反覆，閱兵式快結束時，他已累得端不動機器了，只能趴在地上拍。
王總對他指揮的兵的表現，異常滿意，他說：“大家都很賣力啊！董亞春拍攝閱兵村時，一會兒趴在地上，一會兒爬上高臺，只為拍出好鏡頭，顧不得自己的形象。站在歷史博物館頂上的桑華，臨場發揮的很出色，他用長鏡頭把海軍在進入東華表之前的7步走，拍得相當漂亮，加之，海軍服裝是白褲子藍上衣，飄帶隨風而動，像波浪滾滾而來。我安排兩台攝影機拍攝江主席檢閱部隊時的一舉一動。給我們開紅旗轎車的司機叫辛亦農，他的技術很好，為保持車距，他一邊要隨時盯著駛在前面的中央電視臺攝影車，一邊還要在反光鏡中瞄著江主席的檢閱車。他完全專注于自己手中的方向盤，以至於他像是根本沒聽到檢閱部隊驚天動地的吼聲。”
《世紀大閱兵》紀錄片完成了，王建國長長地舒了口氣。坐在剪片室的平臺前，看著一個個精彩的鏡頭，他心裏樂開了花。他說：“這部紀錄片拍出了軍人的剛強和氣勢，也拍出了人民武裝力量對黨、對祖國、對人民的一片忠誠。不論哪一支方隊，不論你橫看、豎看、斜看，每一個排面都整齊如一人；每一條頭線、胸線、臂線、腳線都筆直如刀割。我從沒見過這麼整齊的畫面！”
如今，《世紀大閱兵》已被視為經典，凡天安門城樓開放時，都在不間斷地播放。上到省部級領導，下至青少年學生，無不因它而慷慨激昂。為此，王建國謙虛地說“我也是一個兵，和閱兵村的官兵們一樣，自受領了任務，就把自己的全部感情和最佳狀態投入進去。如果說，戰士的美來自烈日下黝黑的皮膚、雙腿上沉重的沙袋，那麼，攝影師的美就在於對偉大祖國的忠誠，對這支軍隊的崇敬，對攝影事業的熱愛。”
石少升：與共和國同生同慶
石少升是軍事片部的領導，工作很忙。他膚色黝黑，帶有北方漢子憨厚的嗓音。他曾參加過1984年和1999年兩次國慶閱兵的拍攝，今年還將參加60週年閱兵典禮的拍攝。
石少升1949年出生，是共和國的同齡人。他清楚地記得，1984年的10月1日正好與他35歲的生日重合，那一年他被頭一次選中參與國慶閱兵的拍攝。他的位置就在東華表紅墻下。當時他屬於八一廠的二線攝影師。
“閱兵前，鄧小平主席要視察閱兵部隊，選擇看望裝甲兵官兵。當時廠裏把這個任務交給了我，我又興奮又害怕，擔心出岔子。進入現場那天，我被安排的位置果然不好，裝甲車的炮塔剛好擋住了我的鏡頭，怎樣拍效果都不理想。我靈機一動，就大膽爬到了裝甲車的頂部。這在當時是違規的。等安保人員發現驅趕我時，我已抓拍好了。事後我受到了表揚，我抓拍的這組鏡頭被導演用上了，而且是原封不動。導演給我的評價是，作為攝影師，他總會在臨場有讓人意想不到的發揮，而這些發揮讓整組鏡頭都顯得靈性十足。”
石少升最難忘的還是參加1999年國慶閱兵，他被組織指派去拍攝航空兵部隊的演練。他說：“剛去很興奮，拍攝空中編隊，這是我夢寐以求的事。沒想到合練開始後，和我的想像完全不一樣。他們合練的機會也就那麼兩三次，合練的機場卻有遠有近，你剛拍了這裡的起飛，得趕緊乘車趕到另一個機場，再拍那裏的，來回奔波穿梭。有些鏡頭我想去拍攝，但是空軍配合不了，只能另辟蹊徑自己想辦法彌補。當時製片主任也很著急，跟我反覆商量怎麼拍。我給廠裏表態，不管難度有多高，一定不折不扣完成任務。”
“經過努力，我終於獲得了到空中拍攝的機會。那天，為保證拍攝品質，我被安排坐在飛機前駕駛的位置，駕駛員坐在我後面。大家上飛機前都知道，這樣做危險性極大，如果飛機高空停車，那麼在我後面的駕駛員就束手無策，我倆只能棄機。但我覺得幹什麼事都有風險，為了拍攝好鏡頭，也只能硬著頭皮這樣幹了。”石少升今天回憶起來，依舊不寒而慄。
“飛機降落的時候，也同樣危險。駕駛員坐在後駕駛的位置上有視覺差，準確度不夠，就會出現偏離。如果偏離過大，很有可能會撞到塔臺。當時我坐在飛機上沒有感覺到什麼，但走下飛機，工作人員告訴我原委後，我只覺得脊梁一陣發涼。”但石少升是一位真性情的男人，在他眼裏，軍旅攝影師就是一個高風險職業，當祖國需要你的時候，你必須有一種特別的勇氣和膽識。
“1999年，空軍有了蘇-27，導演告訴我，事先必須搶拍一些鏡頭預備著，等到閱兵式那天，如果出現意外，就都晚了。為此，我決定在跑道上對著飛機正面拍攝。當時，飛行方隊不幹，認為這樣太危險。我苦苦哀求，才勉強答應。拍攝那天，可真叫危險，我的鏡頭稍微正一點，你就會覺得飛機起飛時直奔你而來，那巨大的衝擊力，雖隔著二三十米，依然覺得就在眼前。所以說，攝影師為了一個好的鏡頭，有時是敢冒生命危險的。”石少升這樣感嘆道。
蘇-27升空時超過80分貝的聲波，讓石少升的耳朵留下了後遺症——聽力受損，耳鳴伴著輕度的耳聾，近距離跟人說話常常聽不太清楚。
“有件事我一直很後悔。有一年我去拍演習，看到山洞裏的炮彈打出去時，巨大的聲音衝擊波將戰士頭頂上的帽子都掀掉了。那天，有個小戰士在抬炸藥，我正好捕捉到了他，他發現我在拍他，手一滑，炸藥掉到了地上。當時很危險，他應該馬上離開，沒想到他彎腰想去撿，炸藥爆炸了，他被送進了醫院。現在我一想起來就自責，如果不是我當時拍他，他就不會想著去撿炸藥。作為攝影師，有時看到別人受苦卻無法幫助，這種心裏的痛苦是很難言語的。”石少升這番話，體現了所有攝影師的良知所在。
在採訪現場，筆者感到了每個攝影師的時尚，無論是張世鴻那身藍色的牛仔休閒衫、筆直的咖啡色西褲，還是王建國那頂帥氣的黑色遮陽帽，都令人忍俊不禁。他們是自信的，他們如同航海的舵手，從容不迫地把重達幾十公斤的攝影機當作武器，去記錄世間的滄桑，去表達自己的情感。他們灑脫自信，他們堅毅剛強。(本文照片由作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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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981年，《鋼鐵長城》獲中國電影金雞紀錄片特別獎、文化部優秀紀錄片獎
6、1984年，《國慶閱兵》獲解放軍文藝獎、文化部優秀紀錄片獎
7、1992年，《天界》獲廣電部最佳新聞紀錄片獎、中國電影金雞獎最佳新聞紀錄片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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