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6月下旬在慕尼黑郊外的一個風景如畫的避暑山莊，知名的馬歇爾論壇舉行了一場中國問題研討會，由我主講中國的崛起及其國際影響。講完之後的討論很有意思。一個歐洲學者問我：“您認為中國什麼時候可以實現民主化？”我反問：“您的民主化概念怎麼界定？”他頗有點不耐煩：“這很簡單：一人一票、普選、政黨輪替”，說完還補充了一句：“至少這是我們歐洲的價值觀”。我表示完全理解和尊重歐洲價值觀，但我隨即問他：“您有沒有想到中國也有自己的價值觀，其中之一就是實事求是，英文叫做seek truth from facts（從事實中尋找真理）”，我接著說：“我們從事實中尋找了半天，就是沒有找到發展中國家通過您所說的這種民主化而實現了現代化的例子。我走訪了一百多個國家，還沒有找到”。我隨即客氣地請他提供一個這樣的例子。他一下子回答不上來。我說；“您可以想一下，再告訴我”。這時，一個美國學者舉手，大聲說：“印度”。我問他：“您去過印度嗎？”他說：“沒有”，我說：“我去過兩次，而且從北到南，從東到西都去過。我的感覺是印度比中國要落後至少20年，甚至30年。我在孟買和加爾各答兩個城市裏看到的貧困現象比我在中國20年看到的加在一起都要多”。
他不吱聲了。這時剛才提問的那個學者說：“波札那？”，我問：“你去過沒有？”。他說：“沒有”。我說，“我去過，還見過波札那總統。那是一個人口才170萬的小國。波札那確實實行了西方民主制度，而且沒有出現過大的動亂。這個國家資源非常豐富，民族成分相對單一，但即使有這麼好的條件，波札那至今仍是一個非常貧窮的發展中國家，每人平均壽命不到40歲”。
“那麼哥斯大黎加呢？”另一位學者問。我還是問他：“你去過這個國家嗎？”回答也是“沒有”。我說：“我2002年訪問了這個國家。那也是一個小國，人口才400多萬。相對於中美洲其他國家，哥斯大黎加政治比較穩定，經濟也相對繁榮。這個國家90%以上的人口是歐洲人的後裔，各方面的起點不低。可惜哥斯大黎加至今仍是一個相當落後的國家，而且貧富差距很大，人口中百分之二十還處於貧困狀態，首都聖何塞給人的感覺更像個大村莊，有很多的鐵皮屋、貧民窟”。
我看大家似乎一時舉不出其他例子，我就乾脆反問：“要不要我舉出西方民主化模式在發展中國家不成功的例子？舉10個、20個、還是30個？還是更多？”我簡單談了一下美國創建的民主國家菲律賓，美國黑人自己在非洲創立的民主國家賴比瑞亞，美國家門口的海地，還有今天這個倒楣的伊拉克。
聽眾一些人開始點頭，一些人搖頭，但就是沒有人起來反駁。我便再追問了一個問題：“在座的都來自發達國家，你們能不能給我舉出一個例子，不用兩個，說明一下哪一個今天的發達國家是在實現現代化之前，或者在實現現代化的過程之中搞普選的？”還是沒有人回答。我說：“美國黑人的投票權到1965年才真正開始的。瑞士是到了1971年，所有的婦女才獲得了投票權，瑞士才實現了真正意義上的普選。如果要推動西方式的民主化，西方自己首先要向別人解釋清楚為什麼你們自己真正的民主化過程，毫無例外，都是漸進的，都是在現代化之後才實現的？這個問題研究透了，我們就有共同語言了”。
我還順便講了一個自己的假設：“如果中國今天實行普選會是一種什麼樣的結果呢？假如萬幸中國沒有四分五裂，沒有打起內戰的話，我們可能會選出一個農民政府，因為農民的人數最多。我不是對農民有歧視，我們往上追溯最多三、四代，大家都是農民。我們不會忘記我們自己農民的根，我們不歧視農民，不歧視農村來的人。但是連領導過無數次農民運動的毛澤東主席都說過：嚴重的問題在於教育農民。一個農民政府是無法領導一個偉大的現代化事業的，這點你們比我還要清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