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華網北京３月１３日電（記者海明威、程雲傑、魏武）“根據您對海洋法公約的認識，請談一下中國對專屬經濟區劃界問題的看法。”
１２日，在五洲大酒店海南代表團駐地，日本共同社中國總局記者齋藤真和《讀賣新聞》東京本社中國總局記者末續哲也，向全國人大代表高之國提出了這樣的問題。
“通過和平談判，達成協定，這就是辦法。”十屆全國人大外事委員會委員、國家海洋局發展戰略研究所所長高之國回答。
在這次４０分鐘的採訪中，日本記者提了一連串的問題，涉及東海油氣田、釣魚島等。高之國一一作了回答。
這是今年中國兩會上的一個場面——由於實行了更加開放便捷的採訪政策，參加兩會的代表和委員與境外記者打交道幾率大增。
根據新的規定，今年，境外記者可以直接聯繫代表和委員進行採訪，兩會新聞中心還在其網頁上公佈了代表委員的駐地資訊和新聞聯絡員名單及聯繫方式。這被認為是中國今年１月１日實施《北京奧運會及其籌備期間外國記者在華採訪規定》後的又一件具有開放性的事情。
據兩會新聞中心統計，到目前，採訪今年兩會的外國記者及新聞官達到８００多人，遠遠超過了去年。大會新聞組的人士注意到，這些外國記者旁聽或採訪兩會，很少中途退場。
境外媒體為採訪兩會，大增人手，比如，ＮＨＫ派出３５人，從東京總部、上海和廣州調來主力記者和攝影師，還特聘了翻譯人員和速錄員。新華社記者在會場上採訪了數十位境外媒體記者，他們說，中國經濟的強勁增長、中國如何構建和諧社會、物權法和企業所得稅法草案的審議以及其他熱點問題，使本次兩會備受關注。
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也認真對待境外記者來訪。３月３日下午，在人大廣東團的駐地會議室，省人大常委會副主任鐘啟權對全體代表說：“面對外國記者，大家應該落落大方展示個人形象和國家形象。”
在人民大會堂裏，人們注意到這樣的情形：在進門安檢後，一群群境外記者便飛奔向會場或電梯。這回，僅ＮＨＫ就專門派有４個人負責“跑步佔位”，為專業記者搶佔最為有利的拍攝位置。
一陣小跑、又一陣小跑——在大會堂東大廳，新加坡《海峽時報》記者蔡振峰累得顧不上抹汗，他對新華社記者說：“抓緊多采訪點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的不同見解，時間寶貴，既要靠腦、更要靠腿。”
日本《北海道新聞》記者佐佐木與他的共同社和《讀賣新聞》同行一樣，採取了在代表和委員駐地“跑點”的辦法。
“以前的兩會，因為不知道代表委員住在哪，會做些什麼，也不知道新聞官是誰，所以經常聯繫不到人，主要是沒有資訊源，今年就有很大改善。”他說。
比利時攝影記者卡爾·凱澤說：“原來要很麻煩地申請才能採訪，現在不用了。這是一個進步。”
烏克蘭國家通訊社奧嘉報道中國兩會已經４年，她說：“今年兩會期間的記者招待會形式很好，面對這麼多記者的追問，他們會說出很多‘意想不到’的東西。”
全國政協委員劉永好３月４日這天就見過近１００名記者，他的秘書也證明這個數字“不誇張”。港澳臺和外國記者問劉永好最多的是有關物權法草案的問題。劉永好說，有再多記者問他也會耐心講，因為“這是件好事”。
全國政協委員詹思祿來北京參加兩會沒兩天，就被路透社記者盯上了。路透社搶在其他媒體之前專訪了這位中國天主教閩東教區主教。他說，中國宗教界是開放的，他可以說他想說的話。
今年，外國記者關心的問題不僅限于傳統的政治、經濟、軍事等。在江蘇代表團駐地北京五洲大酒店，佐佐木提出了“中國的獨生子女們是不是都被打上‘任性’的烙印”的疑問。
接受採訪的人大代表、江蘇省姜堰市實驗小學副校長樓文英向佐佐木解疑釋惑。從獨生子女的家庭教育、學校教育到社會教育，樓文英用事實告訴日本記者“中國的獨生子女未必都任性”。
“謝謝你讓我對中國的教育有了更深的了解。”採訪結束後佐佐木很友好地與樓文英握了握手。
樓文英說，她本來不想接受採訪，因為她覺得外國記者可能總是帶著“有色眼鏡”來看待中國。“現在覺得與他們交流也是一件好事，可以消除誤解。”她說。
香港《亞洲週刊》記者鄧偉志說：“外國記者的多少也是衡量一個國家開放度的標誌。從今年的兩會看，中國正在成為全球記者嚮往的地方之一。”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