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經濟率先在全球經濟衰退中復蘇，並且在去年成功“保八”，普通百姓都感受到了中國國際地位的“今非昔比”。中國應對金融危機“獨樹一幟”的表現和成果也贏得了世界的廣泛關注，再次掀起了國內外對“中國模式”的熱烈討論。
“中國模式”最初由美國的中國問題專家喬舒亞·庫珀·雷默于２００４年提出，即所謂的“北京共識”。他認為，中國的發展模式是一種適合中國國情和社會需要的發展途徑，主要包括三方面：一是艱苦努力、主動創新和大膽實驗；二是堅決捍衛國家主權和利益；三是循序漸進、積聚能量。
“中國模式”一詞並非中國提出，迄今為止也未獲官方認可。然而，關於“中國模式”的討論卻越來越多地見諸報端，成為兩會前夕對中國經濟社會發展未來走向最多元化也最富啟發的一場集體思辨。
復旦大學國際問題研究院常務副院長、美國研究中心主任沈丁力認為，雖然“中國模式”最早由西方提出，但是客觀存在的。他說，“中國模式”應該是指一種行政主導的經濟開放模式。
分析人士說，過去３０多年間，中國經濟保持了快速發展，特別是上世紀９０年代以來，持續增長的勢頭受到世界矚目。中國解決了１３億人口的溫飽問題，特別是在人口３０年增加了５億的情況下，實現人民生活逐步改善。在此期間，３０００萬工人下崗再就業，５０００萬農民失去土地搞城鎮化，１．５億農民工在城市與農村間流動，中國仍能保持全國的政治與社會的基本穩定，沒有引起全國性的大動蕩，突顯了中國發展模式的奇跡。
也有相當一部分學者提出慎言“中國模式”。全國政協委員、前國務院新聞辦公室主任趙啟正指出，“模式”一詞含有示範、樣本的涵義，但是中國並無此示範之意。“所以，我們用‘中國模式’這個詞就得十分小心，我更傾向於以‘中國案例’替代‘中國模式’。”
趙啟正認為，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制、市場經濟、循序漸進的政治改革、高效率的政府、和平發展等都是“中國案例”的特點。“要強調的是這個模式或案例處於現在進行時，它還在發展中。”
全國政協委員、中央黨校原副校長李君如也不贊成“中國模式”這個提法。“講‘模式’，有定型之嫌。這既不符合事實，也很危險。危險在哪？一會自我滿足，盲目樂觀；二會轉移改革的方向，在舊體制還沒有完全變革、新體制還沒有完善定型的情況下，說我們已經形成了‘中國模式’，以後就有可能把這個‘模式’視為改革的對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