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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圖：一九八七年九月，臺灣《自立晚報》記者李永得和徐璐繞道日本飛抵北京，成為自一九四九年以來首次到祖國大陸採訪的臺灣記者。 中新社發 黃雲生 攝
資料圖：國務院港澳辦常務副主任陳佐洱。 中新社發 徐曦弋 攝
李永得和徐璐回到臺灣後一個月，11月2日，臺灣當局正式開放臺灣民眾到大陸探親
在送李永得和徐璐前往他們下榻的長城飯店的路上，陳佐洱向兩位臺灣記者誠懇表態：在祖國大陸準備採訪什麼？有什麼要求？我會盡一切努力來協助。而對李永得和徐璐來說，出發前吳豐山曾對他們說，“只要進入大陸就是成功”，因此事前的採訪計劃並不週詳，大致列了北京、南京、廣州、上海、杭州等幾個地方。到了東京，李永得靈機一動又想去福建沿海，認為要了解臺灣人回大陸探親觀光的情況，一定要去那裏看看。後來李、徐二人還是給陳佐洱列出了一個大致計劃和準備在北京採訪的名單。
“要開放，要實事求是”
陳佐洱從賓館返回到家中時，天已破曉。他顧不上休息，馬上邀請他的助手和同事們一起幫他找名單上人的聯絡方式。“那是在調動整個中新社的資源幫他們採訪啊！”陳佐洱說。
這是一種奇特的採訪聯絡。原本新聞記者應該自己尋找自己聯絡的這些線索，都由中新社的記者們幫著做了。陳佐洱的解釋是：“由於他們來自臺灣，又是第一次踏上大陸，為減少無謂的不便和誤會，中新社是樂意幫忙的。”
當天晚上，當陳佐洱把一份初擬的日程表及那些採訪對象的電話、地址告訴李永得和徐璐時，他看得出，二位記者流露出的欣佩和感激。
在這份名單中，列有張春男、王錫爵、陳鼓應、黃順興、李大維等從臺灣過來的“叛逃者”的名字，甚至還包括當時的敏感人物方勵之。所有的人，根據“臺灣記者想採訪誰，到什麼地方採訪，都要儘量滿足”的原則，都只負責聯絡，不陪同採訪。這一點，連方勵之和他當時所屬的中國科學院都很驚訝。當陳佐洱在電話裏詢問，可不可以把他的電話號碼告訴臺灣記者時，方勵之還反覆地問：“啊？你不陪來啊？”
後來，李、徐二位又到了杭州、廣州、深圳和廈門採訪。陳佐洱說，兩位記者恐怕不知道，他們要去的每一個城市，我和張處長都會比他們提前一兩天到達，把中央對臺辦的精神貫徹下去。在廣州的時候，他們住在花園飯店，當時門口都圍了很多人，大家都想看看他們，我也擠到人群中間去看過他們。“每到一站，就要召開當地有省委宣傳部、對外宣傳部門、中新社、公安廳啦、安全廳等部門的聯席會議，我和老張兩個人講，我講接待，老張講保衛注意的事項。一直講到最後一站廈門。”
“當時心情很緊張的。”陳佐洱說。緊張不僅僅是怕出意外，還有——怕作假。“當時改革開放還不太久，有些地方、部門還比較保守，說不定哪個單位生怕被臺灣記者抓到什麼污點、陰暗面，而好事辦了壞事。所以我每到一個地方，都跟他們講：要開放，要實事求是。”
兩岸中國人之間：交融與隔膜
作為兩名職業記者，李永得和徐璐此行採訪最深的感受之一是，他們倆本身變成了最搶眼的採訪對象。無論他們走到哪，都有大批中外記者追蹤，他們稱在大陸的14天，是在“天羅地網中採訪”。
到達北京的第二天，他們對記者表達感受：“北京是一個陌生而遙遠的城市。”李永得說，最初看見那些高級的飯店時，感到很意外，想不到有那樣高的水準，但當走出飯店，看到普通人民的生活時，總覺得有一段距離。“道兩旁是一排排不加任何裝飾的商店，這些商店出售最老式的商品和服裝。”他們後來在報道裏這樣描述北京：“滿街的腳踏車、古老破舊的店舖，穿著灰樸、表情平淡的老百姓。”
這樣的描述，經過大陸《參考消息》的轉載，讓平時看慣了大陸記者文風的讀者們，聞到一股新鮮之風。不過，隱隱地，也讓人們讀出一種“漠然又逼人”的心態。
時隔20年，王謹希回憶說：“他們確實也沒說什麼大陸的好話。甚至可以說，他們二人開始是瞧不起大陸的。在北京逛夜市時，看到不少物品都標有‘臺灣製造’，李、徐二人顯得很得意——由於當時兩岸社會、經濟發展存在著現實差距，兩位臺灣記者對所見所聞的反應是正常的。”
後來，在接受香港媒體採訪時李永得說出當時心中的疑慮：在大陸，他們出外採訪，常有很多內地記者相隨，明謂是採訪他們，但採訪的內容並不見報，而且他們的所有活動，均由這些所謂記者的人全錄了像。
陳佐洱清楚記得這樣一個細節：在飯店門口，兩位臺灣記者伸手叫出租。但是過來的第一輛計程車，他們卻沒上，而是又多走幾步上了第二輛。可能是他們怕第一輛出租是安排好的“特別出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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