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奧運聖火的緩緩熄滅，2010年上海世博會越來越清晰地走入了人們的視野。
很少有人知道的是，早在1900年，鄭觀應就在他的《盛世危言》中明確提出，中國一定要自己舉辦一屆世博會，而且，一定要選在上海。
“博覽會者，萬國國力之比較也”——那時候的中國人已經意識到了世博會的重要意義。然而積貧積弱的中國，直到1915年才由政府組團，在美國舊金山的巴拿馬世博會上首次亮相。在這次長達10個月的世博會上，中國代表團獲得了總獎牌數第一的好成績，“中國製造”自此成為優質品的代名詞。
不在巴拿馬的“巴拿馬博覽會”
今天的人大概不會知道，百年以前，世博會才是全世界規模最大、參與人數最多的盛會——就連1900年的巴黎奧運會，都是作為巴黎世博會的“附屬項目”出現的。顧拜旦痛心疾首地聲稱“他們‘綁架’了我們”，卻也從一個側面證明了當時世博會無與倫比的影響力。
“世博會的主旨就是展示新技術、新產品，那時候第二次工業革命剛剛完成，發達國家都把世博會看作展示實力、相互學習的最好機會。”中國社科院歐洲所研究員劉作奎說，“再說，雖然世博會本身不具有交易性，但它對於促進貿易的作用是顯而易見的。”
用一位參加過早期世博會的中國商人楊卓茂的話說，“歐美日本各大工商業家，每望賽會之開幕，幾若農夫之望歲。”那時候世界上並沒有世博會的官方組織，大國舉辦世博會，只需自己宣佈、自行籌備。因此在二十世紀初，幾乎每隔兩三年就有一屆世博會開幕。
1903年，巴拿馬運河工程開工。運河通航後，太平洋和大西洋的航運距離將縮短15000公里，大大方便了東西方的貿易往來，其中獲益最大的，當然是擁有運河主權的美國。為慶祝這一盛事，美國宣佈將於1915年在舊金山舉辦“巴拿馬太平洋萬國博覽會”——迄今為止唯一一屆不以舉辦地命名的世博會。
1912年2月2日，美國總統塔夫脫正式向各國發出參賽邀請。一個月後，一個叫羅伯特·大賚的舊金山富商，肩負遊說中國政府組團參賽的使命，專程來到了中國。
“民國加入國際團體第一之好機會”
1912年，民國元年。中國這條被風雨剝蝕得銹跡斑斑的巨輪，剛剛找到新的航向。
大賚不顧時局混亂，冒著危險一路來到南京，先後拜訪了臨時大總統孫中山和副總統黎元洪，以及外交總長王寵惠、司法總長伍廷芳、實業總長張謇等人。令大賚喜出望外的是，雖然新政府面臨千頭萬緒的問題，孫中山還是一口答應，待局勢穩定後將積極籌款，以政府名義組團參加世博會。
此前中國的世博會歷程，並不是一段光彩的歷史。在清政府看來，世博會不過是“炫奇賽珍”的國際大廟會罷了。1873年，奧地利邀請中國參加維也納世博會，卻被一句傲慢的“中國向來不尚新奇，無物可以往助”頂了回去，經奧國公使一再請求，清政府才勉強同意民間工商人等“如有願持精奇之物，送往奧國比較者，悉聽尊便”。
此後的幾次世博會，中國也曾派人參加，但一切事宜都由掌控海關的洋人負責，不但在大會上毫不起眼，甚至出現過種種辱華現象——1904年美國聖路易斯博覽會，洋人總稅務司送去的中國賽品竟全是鴉片煙具、女人小鞋之類。
民族承受的苦難，已經讓越來越多的中國人意識到了“開眼看世界”的重要性。而這次在美國舉辦的世博會，對於中國實業家來講，更有一層特殊的意義。
1912年，中國對美國的貿易逆差高達1千萬兩白銀。諷刺的是，美國進口的大宗商品中，有兩個本該是中國的“最強項”——茶葉和絲綢。但在二十世紀初的世界貿易中，中國茶葉和絲綢的風頭完全被以模倣起家、走低價路線的日貨奪走了——1913年，只舊金山一個港口進口的日本茶就達4300萬磅，中國茶還不足它的三分之一。尤其是廣東出產的茶葉，因為被懷疑人工染色，美國不準進口，連累其他中國茶葉也不敢在包裝上標注“中國製造”。再說絲綢，那一年美國進口的絲綢價值達到1億美金，其中五分之三為日貨，中國只佔五分之一——日本已經是中國在國際貿易中的最大對手。借世博會之機和日貨一爭高下，重奪國貨榮光，是每個中國實業家的夢想。
對於政界而言，巴拿馬博覽會也有它非同凡響的意義。用工商總長劉揆一的話說，“中國往巴拿馬賽會之時，即為我國五色新國旗西渡太平洋與萬國爭輝之日，實民國開國以來加入國際團體第一之好機會。”
正因為此，美國人的邀請得到了當時中國朝野上下以及實業界的一致響應。1913年5月2日，美國成為第一個與中華民國建交的西方國家，僅僅一個月後，籌備巴拿馬賽會事務局正式成立，溫州人陳琪以其“才識宏通，歷遊歐美”被大總統袁世凱任命為局長。
“陳琪可以說是中國近代少見的精通博覽會事務的專門人才。”華中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教授馬敏認為，“他曾在晚清非常成功地組織領導過中國的首次國內博覽會——1910年的南洋勸業會，而這一點正是袁世凱遴選他擔任中國展團最高領導的首要考慮因素。”巧合的是，南洋勸業會上，陳琪曾接待過前來參觀的“西美實業團”，得知美國好幾個州都在爭辦1915年世博會，他當即聯合各省商會代表致電美國政府，希望把博覽會設在加州的舊金山，因為那是美國離中國最近、最便利的港口。
1913年6月28日，在籌備事務局成立大會上，陳琪以他特有的敏銳與遠慮發表了演講：“美為重農之國，我亦重農之國。美居太平洋西岸，我居太平洋東岸……中國地大人眾，所缺者資本爾，美國地相若也，雖資本較足而人工獨昂。按世界企業公例推之，不足十年中美間將有企業同盟……貿易前途未可限量。”他還明確提出了中國的“赴賽宗旨”——恢復土產固有名譽；擴張土產輸出額；誘起國民的企業心；研究運河開通商業大勢變遷後國際貿易辦法；聯絡美國共圖太平洋之商業權——陳琪的發言贏得了全場熱烈的掌聲。
那一天，司法總長、工商總長等多位政府要員也發表了慷慨激昂的演說，氣氛熱烈的“誓師大會”一直從上午八點開到了下午兩點。
然而，沒過多久，陳琪的書生意氣就受到了極大的挫傷。
61萬元經費與10萬件賽品
申請參賽經費自然是籌備事務局成立後的第一要務。劉揆一曾向陳琪透露，日本也在積極準備參加此次巴拿馬賽會，“特備600萬元經費，于一年以前籌辦，因欲與中國競爭絲茶兩業，別以百餘萬元專事籌備兩項出品，以期攘奪吾國之海外貿易。”
面對咄咄逼人的勁敵日本，陳琪卻依然顧念連年軍閥混戰導致的國庫空虛，不敢“漫天要價”。他向財政部提出申請，要求1902470元經費——參考1904年聖路易斯博覽會，那次中國參展品只在文藝館偏居一隅，尚且獲得了150萬兩白銀的參賽經費——換算過來，比這次還多出三分之一。
沒有想到的是，財政部和農商部“節節議減”之後，竟將預算一路壓到了70萬元，而最終拿到事務局手裏的，只有可憐的61萬元，合24萬美金——還不足日本籌備經費的十分之一。
等待撥款到位的過程中，事務局開始著手在全國範圍內徵集賽品。按照美國寄來的分類綱目，巴拿馬博覽會的參賽物品分為11大類，即機械、工藝、農業、牲畜、園藝、美術、礦業、食品、教育、交通、文藝。除了機械是中國的“軟肋”，不準備參賽之外，其餘十項都在徵集範圍內。基於多年對歐美市場的研究，事務局還下發了一份《賽會出品人須知》，對於參賽物品的選擇標準事無巨細地給出了規定和建議：“(瓷器在歐美市場)尤以茶壺茶杯茶墊全套者最易銷”，“我國制茶向由婦女用手足摩擦，至蒙外人不潔之誚……此次赴賽應先招募華僑回國，集合各茶商改用機器制茶……手工制茶須參考日本，以木板代手足之擦摩”……
“服務到位”的《須知》早早便下發各省了，不料商人們對於參賽一事，卻並不如預想的那麼積極——事務局細一了解才知道，此前的歷次世博會，因為缺乏組織，再加上時局動蕩，商人們交來的賽品往往是“有去無回”，賣出去了不知道去哪兒領錢，賣不出去連原物都不發還，再加上中國是當時世界上唯一徵收出口稅的國家—一次博覽會下來，商人們往往還要倒貼不少錢，如此往復幾次，足以讓大家視“參賽”為畏途了。
而當時在其他國家，凡參加世博會的賽品一切運輸都是免費的。因為中國鐵路均為借款修建，陳琪不敢奢望“運費全免”，他只是立即上書交通部，委婉地請求打個對折。
交通部很快給了回復——火車最多打七五折，至於輪船，恕不在本部的管轄範圍內。
更令陳琪懊惱的是，他提交財政部請求給予賽品免稅政策的摺子也被“打”了回來——因為所有賽品都要集中到上海裝船赴美，財政部的“讓步”僅限于1914年八九月間抵滬的賽品可以免稅，其餘都在自原產地運出的第一道關口一次性徵稅。
財政部的態度讓陳琪徹底憤怒了，他在回復財政部的電文中直指此項政策是“徒具免稅之名而無免稅之實”。絕望之下陳琪甚至提出，從事務局已經捉襟見肘的經費中拿出一部分，替商人們繳上這筆稅款。
陳琪的執著終於讓財政部妥協，同意凡巴拿馬賽會中國參展品一律免於徵稅；幾經討價還價之後，交通部也作出了讓步，規定所有赴賽物品的車船運費一律以七折收取。
在看得見的優惠政策的鼓勵下，經過層層審查，1914年10月底，來自全國18個省的10萬多件赴賽物品已經堆滿了上海港的碼頭，僅江蘇一省，就有60個縣的16000多件賽品匯聚於此。
“巴拿馬博覽會一共才展出了20萬件展品，中國就佔了一半——這固然是我們國家‘地大物博’的最好證明，但也帶來很多問題。”劉作奎告訴記者。其實，籌備事務局在《出品人須知》上有明確規定，為保證種類豐富，同種參賽物品上交的量越少越好。而商家抱著擴大銷路的心理，往往一樣東西交個幾十箱上來，再加上互不“通氣”，幾個商家交來同種物品也是常事。而各省參賽協會致力於相互間的競爭，誰也不肯把自家的參賽物品撤掉……直隸赴巴拿馬賽會的總代表嚴智怡總結得最好，“中國以人參賽，非以國參賽也。”
1914年11月1日，“籌備巴拿馬賽會事務局”改為“巴拿馬賽會駐美監督處”，陳琪擔任總監督，中國參賽代表團正式成立。直隸、山東、浙江三省的赴賽代表作為中國代表團的“先遣團”，登上了開往美國的輪船。
“量米為炊”、“相地度材”
1914年12月6日，歷經一年半的籌備之後，中國赴巴拿馬賽會代表團終於啟程奔赴大洋彼岸。此時，巴拿馬運河已經開通，定於1915年2月開幕的世博會進入了倒計時。
與此同時，先期赴賽的三省參會代表已經在舊金山登岸了。剛一過關，就有當地華僑偷偷告訴直隸代表嚴智怡，舊金山人對華人排斥得厲害，要不是賽會代表的身份，過關時一定會被嚴格盤查，稍有問題就會被扣下。
事實上，19世紀末以來美國的種種排華政策，已經引起了華僑的強烈憤慨，並險些對巴拿馬世博會造成影響——就在巴拿馬世博會的同一時期，南加州的聖地亞哥也召開了一屆規模要小很多的“巴拿馬加州萬國博覽會”，舊金山華僑因不堪忍受當地政府歧視華人的政策，明確表示抵制巴拿馬世博會，聲言將鼓動中國政府把中國館設在聖地亞哥，並將以資金支援聖地亞哥博覽會。這引起了地方政府和民間人士的極大不安，紛紛上書要求調整美國的移民政策，平息華人的不滿情緒。
很快，參加巴拿馬賽會的其他中國人也領教了美國人的“不友好”。
這年12月29日，經過近一個月的海上顛簸，途中遭遇兩次大風之後，40余位中國代表團成員連同第一批400箱赴賽物品，終於到達了舊金山。由於賽品運到上海時都是按省別裝箱的，監督處工作人員要一一開箱，按出品種類重新歸類，再填寫報關單——工程浩大，難免忙中出錯。到美國後，海關要求開箱檢查，試開了一兩箱，光核對物品就用了三四個鐘頭，且發現箱中物品與報關單並不完全相符，整箱賽品隨即被扣留了。
參加巴拿馬賽會的江蘇代表王樹榛後來回憶說，起初中國人不懂得和海關官員“聯絡感情”，最終發展到每次開箱，稍有不符就下令封閉待查，美國海關官員給中國人的臉色更是難看。久而久之，大家漸漸明白了“動之以情”的重要性，於是準備了若干“贈品”，供美國海關官員隨意取用——此法果然奏效，美國的海關檢查由“極嚴”慢慢變成了“極寬”，到最後，海關官員竟和中國的辦事員們“彼此談話儼如朋友，檢點物品錯誤付之一笑”，再無惡意刁難之舉。
好不容易順利通關，陳琪又得到了一個壞消息——實業總長張謇傳下“口諭”，政府館建築的包工費在原有基礎上減去十分之六，只給國幣9萬元——這意味著中國代表團要用別國建築經費的十分之一甚至二十分之一，建造一座世博會上最大的展館。
由東道主提供場地、參賽各國自主建造政府館是世博會的慣例。巴拿馬世博會既以“促進東西方貿易合作”為主旨，自然將最大、最好的兩塊場地留給了中國和日本。
早在1914年6月，工商部的黃慕德和束日璐兩位委員就領著30名中國工人來到了舊金山。他們的美國之行也極為不順，原定的輪船以中國工人有病為由“拒載”，只能延期赴美。多虧國民政府電告駐美公使夏偕復，請其派人在舊金山港接應，才免得下船時再受刁難。中國政府館的選址位置雖然不錯，卻有個嚴重的缺陷——正好在舊金山海灘上。這無疑給施工增添了不小的難度，也使工程造價上去了不少。原來的預算尚且捉襟見肘，如今聽說撥款驟減，工人們已經罷工好幾次了。監督處的中國辦事員們只能親自上陣幫工，才把大家的情緒安撫下來。
除了政府館外，中國的絕大部分賽品還是按照種類分散在博覽會的10個單項展館之中。《出品人須知》中本有明確規定，各省收集賽品之後，要把需要各展館多大陳列面積一一報上，卻沒一個省照辦，以至於到了賽場才發現，中國賽品的數量遠遠超出了展區的承受能力。陳琪只得忍痛進行二次挑選，很多遠渡重洋的展品因此未能得到陳列，有些甚至從未開過箱——陳琪當時並不知道，這一無奈的舉動，會在將來給自己帶來多大的麻煩。
布展剛開始時，監督處甚至失去了對場面的控制——各省都擅自開箱裝架陳列，都要先挑好位置、大面積。“各館陳列地點所塞滿者，為黑色之稻草，為破碎之空箱，為拋棄之腐爛品，為已開箱之陳列品，為待開之箱，為設備未完油漆未幹之櫥架，有時致不能舉足……”從王樹榛的描述中，當時的混亂可見一斑。
這時候，61萬元的參賽經費只剩10萬餘元了。當時1美元合華銀2塊6，一個布展工人的工資一天最少3美元，算下來光陳列一項就需要10萬元以上。陳琪已經兩次致電民國政府請求增加預算，都被駁回了，他又托嚴智怡寫信給在總統府工作的哥哥，希望能將問題輾轉反應到袁世凱的耳中，卻終究沒得到任何答覆。
無奈之下，陳琪只能充分發揮他溫州人精打細算的特質，“量米為炊”、“相地度材”，用嚴智怡的話說，“皆以物品湊櫥架，不以櫥架湊物品”。各館地面一律鋪廉價的平松木板，簡單油漆，只在四週圍以中國式的欄杆、園墻、牌樓，再畫上各色花紋……中國特色濃郁的布展方式倒意外贏得了當地媒體的不少好評。
第二批1400箱物品到達舊金山，已經是1915年1月29日，距離賽會開幕不到一個月的時間了。監督處的工作人員們親自上陣布展，進度飛快，展品少的館不過20天，展品多的至多40天就佈置完成了。雖然到世博會開幕時，中國只有美術、工藝兩館布展完畢，但由於一戰的影響，歐洲參賽各國還沒有到會——中國展品反倒搶在不少西方國家之前，在全世界面前亮相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