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會排隊了。”不約而同地，韓國人金亨述和新加坡記者洪藝菁用這句話描述自己的“世博觀感”。在後者的印象裏，過去她看到的某些中國人，往往“一有縫就鑽，還有一副‘你不會插隊是你笨’的表情”。
欣慰也好，尷尬也罷，在舉辦世博的六個月，排隊現象的確折射出這個城市文明程度的變遷。試運作第一天，20萬人蜂擁而至頓使園區“狼狽不堪”；半年後這個數字長了4倍，卻很少再有前推後搡、垃圾滿地，唯見熙熙攘攘百萬客流，擁擠卻有序。
數據亦可作證：隨著世博的演進，上海城市文明指數已從第一次的78.95分躍升到第六次的91.08分。我們欣喜于蛻變本身，但仍有更深的期許：這種應考狀態下的“每臨大事有自覺”，能否化作持續長久的文明之源？
法治的弘揚
考察往昔的世博會，排隊之於參觀者，好似渾然天成——
159年前的倫敦，作家夏洛蒂·勃朗特在寫給父親的信裏，這樣描述水晶宮裏的三萬人：“聽不到一點喧鬧聲，看不到一個不軌的動作，活的人潮靜悄悄地向前滾滾流動，發出低沉的嗡嗡聲，如同遙遠的海濤。”
40年前的大阪，三萬人變成五六十萬人。他們同樣有序行進，只聞木屐聲。到10年前的漢諾威，排隊甚至成了藝術。彼時最熱門的荷蘭館前，4000多德國人利用草地排成了“Ω”形，甚至是“＠”形。
“這是最不堪一擊的隊形，但他們卻做到了。”世博紀錄片導演吳鈞感嘆。而在上海，人們能否適應世博會上必要而長久的排隊，一度叫人憂慮。
自年初起，世博會組織方就在多個場合“打預防針”，提示公眾做好排隊的心理準備；到世博會大幕拉開，排隊的討論仍在媒介源源不斷。所以如此，既出於過往的耳濡目染，更因為這項內涵豐富的行為本身，就藏著深層次的價值指向。
“從其本身來講，排隊是一個相對公正的程式。”學者葛劍雄說，“緊張的參觀資源面前，排隊往往是解決問題的最佳方案。”
文化人梁文道則認為，一個社會的成員是否善於排隊，根本上關乎這個社會的秩序與公義。這是一種法治精神，是衡量現代文明社會的基本尺度。
由此便不難理解，他國世博會上緣何會出現美好的排隊風景。在上海市政協副主席、世博會執委會副主任周漢民看來，歷史上的世博會不僅促進主辦國和舉辦城市的工業化、現代化，也將有力推動主辦國家尤其是舉辦城市的法治化和文明化。“世博會上弘揚的法治精神，應當影響城市未來。”
而正是在一個個與排隊相關的故事裏，我們實踐著尊崇秩序、追求公義、弘揚法治。
猶記開園一個月，組織方在各場館前豎下標牌，嚴禁工作人員利用“時間差”提前排隊；並且聯合參展方，對心存僥倖者果斷逐離。組織方解釋這般動真格的理由：“那樣的行為侵犯了參觀者的利益，對遊客不公平。”
當年屆八旬的美學家李澤厚走近英國館的綠色通道，也遭工作人員的禮貌阻攔。由於沒有攜帶證件，他也無法享受便利待遇。縱然遺憾，老人卻毫不生氣：“這就是形式規範，他做得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