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華網北京５月２７日電（記者 李柯勇）汶川地震發生後，我被新華社抗震救災報道前方指揮中心派往震中映秀，在那裏呆了四天。在此次地震報道的記者中，我到前線不是最早的，堅持時間不是最長的，條件不是最艱苦的，面臨的危險不是最大的。然而，這段經歷給我的震撼卻是前所未有的。
這短短四天，無論作為一個新聞工作者，還是作為一個普通人，在我心裏都將留下難以磨滅的印記。
我參加汶川地震報道，其實有一種特殊的心情在裏邊，因為我是唐山人。１９７６年唐山大地震時，我就是被人從廢墟下抱出來的，我的奶奶則是當時２４萬遇難者之一。可當時我只有兩歲，對地震的印象都是周圍的親友告訴我的，我自己卻幾乎沒有印象。
汶川地震發生時，我剛參加完奧運火炬登頂珠峰報道４天，正在拉薩休整。我立即向新華社國內部領導請求趕赴震區，但一開始未獲批准。考慮到我剛剛在海拔５２００米的珠峰大本營呆了２０來天，領導要求我先好好休息。
然而，聽到與唐山大地震相同的７.８級震級（早期對汶川地震的定級），看到不斷增長的傷亡數字，我坐立不安，再次向領導請戰，最後請求他批准我到成都“休假”。心軟的領導受不了一個大地震倖存者的“哭喊”，只得勉強同意。
５月１５日，我從拉薩直接飛往四川，第二天上午就和同事蔡國兆被派往震中映秀鎮。
脆弱與力量
置身於映秀的斷壁殘垣之間，看著那一具具了無生機的軀體和一張張被災難驚呆了的面孔，仿佛有一條跨越３２年時空的記憶通道突然打通了，我的心被一隻巨大而無形的手攥住，越攥越緊，痛楚難當。
在大自然面前，人類是何等脆弱！有著千年曆史的羌寨，眨眼就被抹平了。一千年，對於一個人來說幾乎漫長得茫無盡頭，而在宇宙間卻連一瞬間也算不上。那些在我們看來似乎堅不可摧的鋼筋水泥結構，在自然面前卻像孩子手中的泥巴一樣綿軟，輕而易舉就扭曲了形狀，摔到地上。一同毀滅的，還有成千上萬人的喜怒哀樂、幸福夢想和雄心壯志。我頹然坐在散落滿地的磚石上，一種幻滅感油然而生：我們平日精心愛護、為之奮鬥甚至爭鬥的一切，原來是這樣微不足道。
然而，有一種疼痛卻讓我無法釋懷。在２６０余人遇難的映秀小學，我在廢墟間看到一隻孩子穿的桔紅色輪滑鞋，沾滿了灰塵，被壓在幾塊石頭下。而在幾米之外，救援隊員們又從探洞裏抬出了一具小學生的屍體。
鞋子的主人是個怎樣的孩子呢？應該像一朵帶露的朝花吧，有著嬌艷的笑容和清脆的嗓音，會蹦蹦跳跳，課間和小夥伴們追逐打鬧，上了課又規規矩矩地坐著，也許有點調皮，會搞點小動作讓老師頭疼……
一種銳利的疼痛忽然劃傷了我的心。
到映秀不久，我們還聽到這樣一件事：５月１６日，倖存者李科被埋四天四夜之後獲救。此前，他的一隻腳已經壞死，醫生下到探洞裏為他做了截肢手術。他周圍全是腐爛的屍體，氣味非常難聞。就在手術即將做完、他的腿和腳還有部分筋肉沒割斷時，醫生實在忍不住了，說：“我先出去透口氣。”幾分鐘後，醫生重新下到洞裏，驚駭地發現，李科已經自己用力把腿從腳上扯了下來！
“這樣快一點，省得耽誤時間。”李科笑著對醫生說。
聽著部隊戰士的講述，儘管沒有親眼見到此情此景，我們的驚駭仍不亞於其他所有人。
我想，生命本身就是宇宙間的奇跡，而對生命的關愛就是生命的意義。正是這種關愛，才讓我們這種脆弱渺小的生物有了活下去的理由，並且具有了超越自身的強大力量。
在映秀四天，在幾天幾夜不合眼、為了搶救一個微弱的生命不惜流血流汗的搜救隊員們身上，在強忍失去親人的悲傷、奮力營救他人的人們身上，在李科那樣面對死神、卻從不放棄生的希望的倖存者身上，我們強烈地感到了這種力量的存在。也正是這種力量，鼓舞我們履行一個記者的職責，克服一切困難，觀察、記錄和傳播了解到的一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