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隨王文忠的還有１４名河北棗強縣芍藥村的村民和北京梁漱溟鄉村建設中心的１０名大學生志願者。時間不允許他們進行充分的後勤準備。急救等知識是在飛往成都的航班上現學的。王文忠租了三輛汽車，運送了９２６套棉衣、７０頂帳篷和２０００床被子。
他們本來計劃前往重災區綿陽，但由於找不到合適的交通工具，而臨時改變了行程，前往彭州縣和都江堰的向娥鄉。在地震中，向娥鄉有９０％的房屋倒塌，４００多人死亡，１.５萬多名災民無家可歸。於是，救援隊很快在向娥鄉建立了一個救助站。
在一週的時間裏，救援隊在向娥鄉搭建了１００多頂帳篷。他們籌集善款、訪問災民、分發物資、安撫老人和孩子。他們按照“梁漱溟鄉村建設中心”的宗旨展開工作：村民們在得到適當外援的情況下展開自救。
志願者白亞麗說：“我們做的都是一些小事，但這需要耐心。”每位村民每頓飯只有一碗飯，於是“我們幫助維護秩序，防止出現爭吵”。
已經退休的周忠民同意這種看法。地震發生時，他正在四川地區考察農村教育情況。他說：“救災不需要那些不願做小事情的人。”在沿途的一個救助站，周忠民和其他志願者為１０００多名災民燒了４０多壺開水。“他們渴極了。”
５月１５日，北京一六八模板公司在捐贈價值６４萬多元的款物後，又派了４０名重建援助隊員赴阿壩災區。
在他們的身後，是一支龐大的民間救助力量，各行各業的人都投身其中。
５月１２日，北京的８家民間機構聯合發起了“小行動＋許多人＝大不同”的救助活動。
截至５月１８日，參與活動的“綠家園”志願者組織籌集了４６０９７元人民幣，購買了一批救災物資，其中包括６箱四川人愛吃的豆瓣醬。“綠家園”負責人汪永晨說，“這些事情看起來微不足道，但正是ＮＧＯ擅長做的事情。”
她說，中國的ＮＧＯ正在學習應對他們從未經歷的一場挑戰。
５月１３日，成都“根與芽”、“多背一公斤”、ＮＧＯＣＮ網站以及其他幾家民間組織決定實施聯合救災行動。“多背一公斤”負責人安豬說：“我們幾家機構規模都不大，工作重點也各有側重。我們合作在一起會產生更大的效應。”
第二天，他們就在成都成立了“５·１２地震災害救援行動”聯合辦公室，力圖整合全國民間機構的救災活動。
安豬認為，這種新的運作模式標誌著中國的民間組織正在走向成熟。在中國今年１月遭受雪災時，貴州省的一些民間組織也展開了類似的行動。但聯合辦公室總協調張國遠說，這次合作的規模要大得多。
目前，全國已經有１２０多家民間組織加入進來。作為全國的總部，成都聯合辦公室指揮一線調查、資訊蒐集、物資採購和交通運輸等一系列工作。
在ＮＧＯＣＮ網站的論壇上，每天都會公佈聯合救援行動的最新進展，討論異常熱烈。聯合辦公室每天發放價值５０萬－６０萬元的物資，但是協作並不容易。例如，成都聯合辦公室和其他參與機構的資訊溝通還不是十分暢通，從而產生誤解。安豬說：“磨合需要更多的時間。”
除了草根組織，一些支援民間公益組織的基金會也參與到了救災中。友成企業家扶貧基金會５月１４日啟動了“抗災綠色通道”。如果申請獲准，公益組織可以在５天內申請到３０萬元的項目資金。南都公益基金會也表示將向公益組織的賑災提供１０００萬元的資金支援。
在過去兩周內，政府和民間組織開始建立互信。發起“新駝峰行動”的幾家上海民間組織表示，當地民政部門對他們向災區運送物資給予了充分的支援。
但是，由於情況不熟和經驗不夠，民間組織在賑災過程中也出現了一定程度的混亂。北京環保團體“自然之友”執行理事梁曉燕在接受媒體採訪時說，“一旦到了這種時候，大家全像沒頭蒼蠅一樣。”由於來自省外的志願者隊伍過於龐大，四川省已經懇請志願者另擇時機前來。
北京光華慈善基金會理事長李志剛認為，民間組織的地震救災將是一個長期的過程，它們能夠在急救、硬體重建、軟性建設、完善災害救助機制等四個階段發揮作用。
他提到醫學救援、凈水供應、孤兒關愛、心理輔導、公眾救助常識普及等１９項可能要做的工作。“每一家民間機構都應當找到自己的側重點，而不是彼此重疊，否則就是資源的浪費。”
“綠家園”負責人汪永晨說，抗震救災為中國的民間組織提供了成長的機會。
中央組織部副部長歐陽淞２６日在新聞發佈會上表示，在這次抗震救災中，各種志願者組織發揮了重要作用。“培育、鼓勵、支援各種志願者組織健康發展，積極發揮他們在服務經濟社會發展、推進和諧社會建設等方面的作用，是我們黨和政府的一貫政策。”他說。
清華大學ＮＧＯ研究所教授王名認為，如能夠有更多專業的ＮＧＯ趕赴現場參加救援，必定會進一步與政府救援形成合力。
汪永晨說：“中國有句老話，‘有錢的出錢、有力的出力。’我們想再來個翻新，有組織地發揮自己的優勢。這是一股不可小視的力量，特別是在這場大災難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