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五”傳給“十二五”什麼樣的接力棒？
準確地判斷和把握我國經濟社會發展與改革的進程，及其可能的發展趨向，為國家宏觀決策提供必要的理論依據，始終是中國經濟學界最重要的任務。在“十二五”即將來到之際，為了更好地把握未來，需要對包括“十一五”在內的迄今為止的經濟發展和改革進程，做出分析和判斷，探討我國在“十二五”期間，需要著力關注和解決的問題。人民網邀請中央黨校經濟學部政治經濟學教研室的教授們，就“十二五”規劃可能涉及的相關熱點問題，如，經濟體制改革的方向、農民市場化的出路、縮小收入分配差距、推進工業化面臨的挑戰，轉變發展方式、區域協調發展等專題，談談他們的看法，以供讀者參考。
如果說，從“一五”計劃開始實施工業化戰略，我國的現代化進程就是一場拼體力、拼智力、拼耐力的接力賽，那麼“十二五”時期無疑是最關鍵的一段賽程。把握過去才能更好的展望未來。在討論“十二五”規劃建議的同時，我們也需要冷靜思考“十一五”取得的成績與存在的問題。
“十一五”規劃是我國第一個國民經濟發展戰略規劃（之前是發展計劃），它順應中國市場經濟體制改革進程，立足科學發展、著力自主創新、完善體制機制、促進社會和諧。“十一五”期間，我國經濟社會發展成績斐然，幾乎所有的指標和目標都順利實現，在22個主要定量指標中，“國內生產總值”、“每人平均國內生產總值”等15個指標屬於“超額完成”或“提前完成”。特別是黨和國家在應對國際金融危機、自然災害、處置突發事件的能力大幅提升；我國成功舉辦了北京奧運會、新中國成立60週年慶典、上海世博會等重大活動；黨和國家高度重視民生，在社會保障建設、公共醫療事業等方面取得了較大突破。但是在創造輝煌的同時，我們發現，經濟社會發展中存在的問題也日益凸顯，如何解決這些問題不僅成為“十二五”規劃的重要內容，更是完成“十二五”規劃面臨的巨大挑戰。
2006年--2009年的年均經濟增長率達到10.7%，大大高於“十一五”規劃所要求的7.5%，到2009年中國已提前實現“十一五”規劃所要求的經濟增長目標。國際上熱議的“中國奇跡”、“中國模式”的核心內容不外乎是對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的驚訝與讚嘆。正如美國著名學者約瑟夫？斯蒂格利茨所說的：“世界上還從未出現過如此大規模而又持久的經濟增長。”但是，正如一輛高速行進的列車，我們最大的隱憂和擔心是，它突然失去控制而戛然停止，甚至出現翻車的危險。而這種隱憂和擔心主要來自結構的失衡。首先是供給結構問題突出，特別是一、二、三產業比例不協調。 農業基礎較弱、工業大而不強、服務業發展滯後；其次，需求結構問題突出，投資消費關係不協調。經濟增長主要靠投資拉動，導致消費低迷，內需嚴重不足。同時，城鄉之間、地區之間發展失衡。經濟社會發展在空間上的不平衡，使邊疆穩定、社會和諧受到了嚴峻挑戰。
2009年，我國每人平均GDP突破3600美元，已處於邁向中等收入國家的臨界線。正如一些學者所分析的，我國經濟屬於政府主導型經濟增長，政府主導型經濟增長在偏好“做大蛋糕”的同時，“分好蛋糕”的問題也逐漸凸顯。按照聯合國的貧困標準，中國至少還有一億多人生活在貧困線下。近幾年，政府、企業和居民三者之間分配關係呈現較為明顯的失衡狀況，勞動報酬增長速度長期低於GDP增長速度，城鄉之間、地區之間、行業之間的收入差距都有擴大的趨勢。
世界上一些國家在上世紀70年代進入中等收入國家行列後，由於收入分配差距大、城市化以大規模貧民窟為代價、社會矛盾突出等問題，導致了這些國家落入所謂“中等收入陷阱”。我們需要借鑒其他國家的經驗教訓，成功實現轉型。因此，“十二五”規劃的著力點應該轉到把提高居民收入、縮小貧富差距、富裕人民群眾作為重點任務。
“十一五”期間，我國形成了龐大的工業生產能力，工業化主要產品產量居世界前列。按照國際標準工業分類，在22個大類中，我國製造業佔世界比重在7個大類中名列第一，15個大類名列前三。2008年高技術製造業規模已位居世界第二。電腦、行動通訊手機、抗生素、疫苗等產品的產量位居世界第一。
但是，我國工業產品的競爭力不強特別是創新能力不足制約了我國成為工業強國。目前，我國製造業技術對外依存度較高、在國際產業分工體系上基本處於價值鏈的低端。我國製造業行業利潤率和資本回報率呈逐年降低態勢。另外，我國自主創新能力不強，中國製造業在品質上與發達國家仍存在差距。2009年我國R&；D（研究與開發）佔GDP的比重1.52%， 世界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成員國家平均達2.29%。科技進步貢獻率比發達國家低20-30個百分點，科技成果轉化率比發達國家低50-60個百分點。
“十一五”期間，我國政府高度重視改善民生問題。涉及民生的2個約束性指標，即城鎮基本養老保險覆蓋人數和新型農村合作醫療覆蓋率，目前都已完成“十一五”規劃目標。在預期性指標中，由於九年制義務教育的普及、高等教育的發展以及較好的經濟增長，國民平均受教育年限、城鎮居民每人平均可支配收入和農村居民每人平均純收入，2008年已實現或接近實現預定目標。
但是，在經濟高速增長的同時，我國社會保障和基本公共服務投入明顯偏低，導致公共服務發展滯後，遠遠不能滿足人民群眾的需要。2008年中國醫療衛生支出佔財政支出比重為4.4%，社保與就業支出佔財政支出比重為10.9%，此兩項合計佔比為15.3%，比每人平均GDP3000-6000美元階段國家平均31.4%的水準，低了16.1個百分點。
2008年我國城鎮化率提高到45.7%，城鎮人口增加到6.07億，城市化率以每年接近1個百分點的速度增長。但是城市化提速的同時，農村問題也日益突出，優質耕地大量流失、農業經營者老齡化、兼業化，留守兒童增加，城鄉收入差距拉大等等。同時，我國從90年代以來的高速工業化進程，吸納了數億農村勞動力到城市就業，但這些人口並沒有真正融入城市。一些大城市的城鄉結合部“棲息”著大量流動人口，身份差異帶來的歧視、群體衝突加劇等，積累了諸多社會問題。
城市化的本質是人口的城市化，通過農村人口到城市從事非農經濟活動，一方面提高了要素配置效率，增加了國民財富；另一方面也因此融入城市化進程，分享現代城市文明。因此，“十二五”期間，我國城市化的主要困難是農民工的市民化。通過體制機制的設計，真正解決“兩棲人口”問題，實現工作人口變成工作和社會人口。
“十一五”規劃把節能環保作為約束性指標提出，並將具體指標分解到各個地方作為政績考核的重要指標。我國採取大力淘汰落後產能、推廣節能減排新技術等一系列措施，主要污染物的2個約束性指標基本完成。據測算，“十一五”單位GDP能耗降低20%的目標亦能完成。
但同時我們應該看到，生態環境狀況出現局部改善，能源資源和環境壓力對發展的制約總體上還沒有緩解，有些方面仍在加劇。我國工業能耗佔全國能源消費總量的70%，石油、鐵礦石、鋁土礦、銅礦的對外依存度越來越高（超過50%），我國政府已經提出2020年單位國內生產總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40%-45%的約束性指標，實現這個目標需要付出巨大努力。
在“十一五”規劃中，行政管理體制改革是改革的關鍵和重點。隨著市場經濟體制改革的不斷深入，行政體制改革有所進展，但仍沒有實質性突破。例如，資源性產品價格形成機制還沒有理順；國有經濟戰略性調整尚未到位，壟斷行業改革進展緩慢；政府對微觀經濟活動干預過多，公共服務和社會管理職能還比較薄弱等。特別是為了應對金融危機，防止經濟下滑，我國宏觀經濟運作中出現了“重發展、輕改革，重政府、輕市場”的趨勢，嚴重制約了市場機製作用的發揮。因此，“十二五”時期，我國要實現發展方式的轉型、深化收入分配體制改革、形成公平與可持續發展的體制機制、實現城鄉一體化的發展都有賴於體制的進一步創新與改革的深入推進。
“十二五”期間，改革最大困難在於權力和利益的調整。因此，政府自身的改革是重中之重。要繼續堅持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改革方向，更好地發揮市場配置資源的基礎性作用；進一步明確中央和地方各級政府的職責範圍，探索建立各級政府事權與財權平衡的體制；儘快啟動財政稅收體制改革；控制政府財政收入增長速度，大幅調整財政支出結構；強化政府在完善收入分配體制中的基本責任；解決基本公共產品短缺的矛盾等是改革的重點。
美國哈佛大學教授約瑟夫？奈提出的“軟實力”概念，得到了國際社會的廣泛認可。所謂軟實力，是相對於經濟、軍事等硬實力而言的，它以精神產品為主要表現形式，是一個包括價值觀念、生活方式等多種內容的文化體系。經濟發展與經濟增長不同，就在於除了經濟、技術等硬指標之外，還包括著居民生活品質、人口素質、教育水準、文化水準、社會保障、生態環境等軟指標，因此，轉變傳統發展模式，就是要把更多的軟實力因素納入到經濟社會發展體系形中來。正如黨的十七大報告指出的：“當今時代，文化越來越成為民族凝聚力和創造力的重要源泉、越來越成為綜合國力競爭的重要因素”。
在“十一五”期間，我國經濟總量躍居世界第二，經濟的硬實力得到顯著增強。但是軟實力的落後卻嚴重影響了經濟整體效率的提高和社會的進步。例如，中國企業缺乏創新能力導致了企業競爭力不足，文化、服務等第三產業的落後導致了我國產業結構的不合理，環境污染增加了社會治理成本，社會保障等公共服務的缺失使老百姓缺乏安全感從而制約了內需。因此，進一步提升我國的軟實力應成為“十二五”時期的重要內容。（中央黨校經濟學部政治經濟學教研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