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將從國富轉型民富 溫家寶講話釋放政改信號
“民富”背後的政改訴求
中國再次站到轉型的十字路口。未來五年中國的走勢，很大程度上取決於政治體制改革怎樣切實保障經濟體制的改革成果
9月28日，中共中央召開政治局會議，公佈了中國共產黨第十七屆中央委員會第五次全體會議(簡稱十七屆五中全會)將於10月15日至18日在北京召開。
在“十一五”即將結束之際，五中全會的主要議程是研究關於制定“十二五”(2011至2015年)規劃的建議。中國在繼改革開放之後再次站在轉型的十字路口。
為五中全會議預熱的這次會議上指出，“當前和今後一個時期，是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關鍵時期，是深化改革開放、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攻堅時期”。
此前，新華社等官方媒體報道稱，五中全會將從經濟社會發展的主要矛盾和問題入手，通過“十二五”規劃，在健全市場配置資源機制、加快調整國民收入分配格局、破除城鄉二元體制、創新公共服務體制等方面，提出重大改革任務。
公佈會期的當天，《中共中央關於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二個五年規劃的建議》稿正式提交中共中央政治局。此前，文件稿已在黨內外一定範圍徵求意見，根據慣例，文件稿經政治局會議討論並修改後將提請十七屆五中全會審議。
有專家認為，“十二五”規劃的主基調是經濟發展方式轉型，分配格局改變。重點是解決經濟社會發展的主要矛盾和問題，而深化改革開放被視為轉型成功與否的決定力量。隨著未來5至10年的目標確定，而經濟社會轉型背後的政改思路亦隱約可見。
“國富”到“民富”
此前，國家發改委副秘書長楊偉民一度申言，“十二五”規劃與此前的規劃有著本質差別，過去的規劃追求“國強”，“十二五”規劃則追求“民富”。
“國富”到“民富”的轉變成為公眾關注十七屆五中全會的最大亮點。
中央社會主義學院原副院長、中央黨校黨建專業博士生導師甄小英在接受《中國新聞週刊》記者採訪時表示，“國富”到“民富”的轉變，讓中國的富民之路又見曙光。
在甄小英看來，經過改革開放30年的高速發展，中國解決民生問題有了物質基礎，此時將“民富”放在重要位置，中共的執政理念又向前邁了一個大步。
有學者評論，“民富”目標的提出，意味著國家將完善收入分配格局提升到更重要的戰略高度，從長遠看，這是促進社會公平正義，縮小貧富、區域差距，提高國家發展品質的戰略轉變。短期看，擴大內需首先就需要增加百姓收入，“提高富裕程度，完善保障機制，才能有效提升購買力，從而促消費、擴內需”。
事實上，“民富”的提出早有端倪。溫家寶總理在第十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回答中外記者問時說道，“一個國家的財政史是驚心動魄的。如果你讀它，會從中看到不僅是經濟的發展，而且是社會的結構和公平正義……我們不僅要通過發展經濟，把社會財富這個‘蛋糕’做大，也要通過合理的收入分配製度把‘蛋糕’分好。”
如何切好這塊蛋糕，考驗執政理念和執政水準。
甄小英說，近年來中國社會公平正義的問題越來越突出。公眾收入的增長遠遠跑不過政府財政的增長，貧富差距越來越明顯，健全市場配置資源機制、加快調整國民收入分配格局成為當務之急。
現在是到了政府“打開糧倉”的時候了。近幾年來，中央政府提出，要利用經濟增長速度比較快、財政收入增加比較多的機會，更好地解決民生問題，改善百姓福利。這是政府職責所繫，也是國家財政向公共財政轉型的必然趨勢。
今年7月2日，政治局會議為五中全會作準備時已然宣佈，要順應各族人民過上更好生活的新期待。9月28日的政治局會議又對此再次加以強調。
“事實表明，有關民主、民生內容的多少，同社會公眾的關注程度成正比。由此，再次證明人民是講求實際的，黨的決策也必須是求真務實，才能受到人民擁護。” 中央黨校資深黨建專家葉篤初說。
會議“前聲”
雖然《中共中央關於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二個五年規劃的建議》尚未出臺，中央對於未來五年的佈局早已展開。
7月22日，中央電視臺《新聞聯播》開始報道十七屆五中全會舉行的月份和議程，但沒有說明會議舉行的確切日期。
按慣例，中共中央政治局一般在靠近全會舉行前才會宣佈會議日期。2008年9月28日，它宣佈十七屆三中全會于10月9日至12日舉行；2009年9月8日，它宣佈十七屆四中全會于9月15日至18日舉行。
政情觀察家分析，此次提前近三個月公佈舉行會議的月份，凸顯中共高層對議程可能已達成相當程度的共識。
2010年6月7日至8日，在國家發改委“十二五”規劃專題研究班上，7個司局向各省區發改委代表分別詳述了“十二五”規劃的7個改革重心：收入分配改革、壟斷行業改革、行政管理體制、事業單位改革、資源性產品價格改革、財稅體制改革、金融體制改革一一指向經濟問題的非經濟部分。
這意味著，十七屆五中全會儘管與往常一樣審議的是新的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五年規劃，但討論更多的將是圍繞社會發展而非國民經濟。
今年9月以來，中共中央政治局九位常委密集赴各地考察調研，足跡遍及東中西部不同類型的省區，為十七屆五中全會預熱。
其考察調研內容涉及經濟社會跨越式發展、民生改善、重點領域改革等多個方面，民生改善同樣也成為重中之重。常委們講話的重心，一是經濟轉型，二是重視民生。
在密集調研的同時，配合十二五規劃的人事調整也提前佈局。
2009年11月底，河南、福建、遼寧、吉林、內蒙古五省(區)黨委書記職務調整，此次人事調整範圍涉及東南沿海、東北老工業基地、中部地區以及國務院組成部委。2010年8月至今，貴州、黑龍江、江蘇、江西、河北、遼寧、甘肅、陜西等省再次更換了省委書記、省長、副省長等負責人。
作為中共“十二五”和“十八大”之前的省部級幹部流轉，兩輪人事調整被認為具有強烈的風向標意義。一位政情觀察人士在接受採訪時分析，新的人事調整中 “50後”成中堅、“60後”嶄露頭角；很多人擁有法學、歷史、哲學等人文學科專業背景。“表明中國正在由善抓經濟的效率優先型官員向‘追求公平正義’文人治國方向轉變。”
此外，在頻繁的人事調動過程中，中西部地區交流的力度正在加大，出現了多位經濟重鎮高官調任中西部地區的現象。“實現民富的困難地區正受到越來越多的重視。”上述人士稱。
政改信號
進入10月，隨著調研及人事調整的“前聲”漸落，中共中央關於“十二五”的思路開始明晰。未來五年中國將開啟經濟與社會的雙重轉型，以轉變發展方式和調整經濟結構為主線，部署中國經濟社會從外需向內需、從高碳向低碳、從強國向富民的三大轉型。
深入推進三大轉型進程中，中國的政改深化隱約可見。
在專家們看來，政治、經濟、社會是互動的，不觸及政治體制的問題，改革很難繼續推進。在政治體制本身存在問題，權力分配方式不甚科學，政治體制架構不甚合理的情況下，民富問題無法得到根本解決。要做到“國富”到“民富”的成功轉型，政府的權力和利益再分配問題成為其中關鍵點。
在接受《中國新聞週刊》採訪時，甄小英認為鄧小平當年在“8·18講話”中已有明顯體現，“從黨和國家的領導制度、幹部制度方面來說，主要的弊端就是官僚主義現象，權力過分集中現象，家長制現象，幹部領導職務終身制現象和形形色色的特權現象”。
這樣的改革並非易事。10月12日，中共中央黨校黨的建設教研部主任王長江在人民網撰文指出：“改革難以推進，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既得利益在作怪。”
“我不能說黨內既得利益集團已經形成，但是既得利益非常厲害，而且很可能朝著既得利益集團的方向去發展。”
王長江說，改革進入深水區後，不觸及政治體制的問題，想繼續向前就很難。比如民生問題，乍一聽，好像和民主沒什麼關係。但是民生問題不就是財富分配問題嗎？如果政治體制本身存在很大問題，權力分配的方式不科學，政治體制的架構不合理，何談公平？
在王長江看來，黨政關係仍是政治體制改革的核心，而解決的途徑是溫家寶總理在深圳講話中提到的“要從制度上解決權力過分集中的問題”。“當務之急是要建立一個超脫于既得利益、部門利益之上的機構，來做制度建設方面的工作，這個機構可以設計出多種方案，由決策者來選擇。”
隨著決定未來大局的會議臨近，來自高層的政改聲音還是讓人看到希望。10月3日，溫家寶總理在接受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CNN)專訪時表示，“不僅要推進經濟體制改革，還要推進政治體制改革。”溫總理總結了他的四點政治願望：要讓每一個中國人活得幸福而有尊嚴；讓人民感到安全有保障；讓社會實現公平正義；讓每個人對未來有信心。 （王維博 文/孫鬱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