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中全會前瞻之六:城鎮化,推進城鄉一體化發展的突破口

時間:2010-10-18 09:25   來源:人民網

  準確地判斷和把握我國經濟社會發展與改革的進程,及其可能的發展趨向,為國家宏觀決策提供必要的理論依據,始終是中國經濟學界最重要的任務。在十七屆五中全會即將召開之際,面對“十二五”的到來,為更好地把握未來,需要對包括“十一五”在內的迄今為止的經濟發展和改革進程,做出分析和判斷,探討我國在“十二五”期間,需要著力關注和解決的問題。人民網邀請中央黨校經濟學部政治經濟學教研室的教授們,就“十二五”規劃可能涉及的相關熱點問題,如,經濟體制改革的方向、農民工市民化的出路、縮小收入分配差距、推進工業化面臨的挑戰,轉變發展方式、區域協調發展等專題,談談他們的看法,以供讀者參考。

  改革開放30多年以來,我國的城鎮化水準有了很快的提高,從1978年的17.92%,上升2009年的46.6%,目前,已有將近6億人口生活在城鎮,大約2.3億農民走向非農產業,其中1.3—1.5億生活在城市。城鎮化加速大大地推動了國民經濟持續、穩定的增長。但是,我國的城鎮化與世界各國的城鎮化不同,受城鄉二元制度的制約,人口城鎮化過程被割裂為勞動力的職業轉換與身份轉變兩個階段,目前,僅完成了農民向農民工的職業轉變,還沒有實現農民工向市民的身份轉變,形成“就業在城市、戶籍在農村;勞力在城市,家屬在農村;賺錢在城市、保障在農村”的“不完全的城鎮化”的特徵。這種“不完全的城鎮化”,不僅削弱了城鎮化對經濟發展的拉動作用,還影響和諧社會的建設。因此,加快城鎮化必然成為我國城鄉一體化的突破口。

  我國城鎮化滯後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方面滯後於工業化發展水準。從國際經驗來看,當一國進入工業化後期,每人平均GDP超過3000美元的時候,城鎮化率大概在55-60%之間。在我國,2009年每人平均GDP已達到3711美元,但是城鎮化率僅為46.6%,比工業化後期城鎮化應有水準低了10-15百分點。另一方面城鎮化率虛高,不能反映我國真實的城鎮化水準。在2009年我國城鎮化化率46.6%中,由於統計口徑的原因,把在城鎮居住半年以上的人口都統計為城鎮人口,其中包括戶籍在農村的農民工及其隨遷家屬,人為地拔高了城鎮化的水準。對於這部分人口,目前還沒有直接的統計數據。有學者採用兩種辦法進行估算:第一種辦法是按農業人口與鄉村人口之差推算。2006年按戶籍統計的農業人口為89162萬人,按常住地統計的鄉村人口為73742萬人,相差的15420萬人,被“虛增”為城鎮人口,使當年的城鎮化率“虛高”11.7個百分點。第二種辦法是按普查中登記住戶人口與常住人口之差推算。據第二次全國農業普查,2006年末全國農村登記住戶人口為87768萬人,其中常住人口為74576萬人,全國農村登記住戶人口中有13192萬人常住在城鎮,使當年的城鎮化率“虛高”了10個百分點①。這樣來看,我國實際城鎮化水準應該在36%左右,滯後於工業化後期應有城鎮化水準20-25個百分點。這種狀況,嚴重削弱了國民經濟持續發展的內在動力。

  城鎮化可以從兩個方面拉動國民經濟的發展。一是可以促進投資需求的擴大。據測算,每增加一個城市居民,城市需要新增固定資產投資50萬元,如果城鎮化率每年提高1個百分點,年投資需求就增加6.5萬億元。據中國宏觀經濟學會測算,2010—2015年,城鎮化帶來的固定資產投資可達到9萬億元。如果要在20 年間,把1.3億農民工市民化,城市每年需要建設保障性住房650萬套(戶均80平方米,共5.2億平方米),拉動相關57個產業增長,創造2000萬個就業崗位②。 二是促進農民消費需求的增加。農民消費份額與其人口比例是極不對稱的,7億農民在全國消費品市場所佔份額僅為33%,而佔全國人口43.9%的城鎮人口,卻佔67%。目前1個城鎮居民的消費量相當於3個農民消費量之和。如果我國城鎮化率每提高1個百分點,就會有100—120萬人口從農村轉到城市,由於城市人口的消費是農村的2.7-3倍,約拉動最終消費增長1.6個百分點。如果7億多農民大部分人都能達到現在一般城市居民的生活水準,我國內需不足問題就可以得到解決。

  農民工問題,是我國在城鄉二元制度下推進城鎮化的必然結果。這種“不完全的城鎮化”,只完成城鎮化的一半任務,即農民向農民工的轉變,今後還要完成另一半任務,即農民工向市民的轉變,真正實現人口的城鎮化。如果按照城鎮化率每提高1個百分點計算,2020年城市將新增3億人口,其中2億是農民工及子女,未來20年我國城鎮人口的50%是農民工及其子女,確切地說,是第二代農民工及子女。這些人與第一代農民工的顯著區別是,從小讀書,不會幹農活,追求城市生活,在價值理念上與城市居民相同,甚至很多人從小就城市中長大,沒有回過農村。如果不能把這些人轉變為市民,必然會出現嚴重的社會問題。另外,如果讓大量農民工長期處在城鄉兩棲流動狀態,兩棲率持續居高不下,也會導致我國城鎮化效果大打折扣。有研究表明,如果到2040年,我國轉移的5億農村人口,如果全部居住城鎮,脫離農村,城鄉兩棲居住率為0,城鄉建設用地為2.83億畝,如果城鄉居住兩棲率為60%,也就是2億人口成為永久市民,城鄉建設用地為3.2億畝,如果城鄉居住兩棲率為100%,5億人口處在城鄉流動狀態,城鄉建設用地為3.83億畝。③再者,農民居住的兩棲化,“根在農村”,還會導致耕地保障功能的增強,土地粗放經營甚至撂荒成為普遍現象,從而造成糧食安全問題。

  服務業是城鎮化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產物,是創造就業的主渠道。由於我國城鎮化滯後,也株連了服務業發展的滯後。有研究顯示,城鎮化與服務業比重之間的關聯性達0.94,與服務業就業比重之間的關聯性達0.96;城鎮化率每提高一個百分點可以帶動服務業增加值比重上漲0.77個百分點,帶動就業比重也上升0.77個百分點。④筆者到雲南實地調查也發現,每3個人進城就需要1個人提供服務。人口和勞動力在地理區位高度密集,是服務業發展的基礎。因此,通過加快城鎮化,聚集人氣、發展服務業,創造就業崗位,可以加快我國經濟結構的調整步伐。(中央黨校經濟學部政治經濟學教研室石霞)

編輯:吳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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