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灝：有了改革許可權當市長才有點意思
深圳經濟特區建設初期，發展之快超出了人們的想像，可謂是一日千里。在上世紀八十年代初，深圳還是一個邊陲小鎮，幾年後高樓林立，車水馬龍，仿佛一夜之間長出了一座頗具規模的現代城市，人們常用"一夜城"來比喻深圳發展建設之神速。
1984年，黨和國家領導人鄧小平、胡耀邦等先後視察了深圳經濟特區，對特區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希望深圳成為"技術的窗口、管理的窗口、知識的窗口、改革開放政策的窗口"。不久，中央決定開放14個沿海城市和海南島，並加快深圳等四個經濟特區的建設步伐。於是，神州大地旋風般地掀起了一股"深圳熱"，深圳像一塊磁石強烈吸引著海內外的投資者，就在這一片熱潮之中，深圳迎來了建設發展的第5個年頭。
有了改革權當市長才有點意思
人生有非常多的變數。1985年，我還在北京擔任國務院副秘書長、黨組副書記。一天，當時的國務院領導人找我談話，說中央決定派我去深圳工作。當時經濟特區發展剛開始起步，大家經驗不足，以為搞經濟就是鋪攤子，戰線過長，一些非議隨之而來。中央考慮到梁湘同志已是66歲高齡，不宜長期在一線擔任繁重的領導工作，決定派我分擔梁湘同志的一部分工作。說心裏話，我當時很猶豫，對於經濟特區建設，沒有經驗，周圍不少人也勸我不要去，因為當時對深圳議論不少，建設規模過大，經濟結構不合理，隱藏著危機，有人甚至說"去了等於送死"。但是，作為一個有著多年黨齡的幹部，組織的決定我還是服從。當時中央領導找我談的話很簡單，交代我要把工作做好，用兩年左右時間幫助梁湘把深圳的工作調整好。我提出要明確一個問題，"深圳還是不是改革開放的試驗田？"他說，"當然是啊"。這時，我想起了一件事，1984年深圳推出工資改革方案，改革了勞動分配製度，可是廣東省認為標準太高了，要求停止執行，這說明改革也是可以否定的。我就問，"改革是個系統工程，不能這可以改那不可以改，可不可以突破現行一些不合時宜的做法？"他點頭同意。有了這個權，我覺得來深圳就有點意思啦，否則一點意思沒有。
不久，中央發出通知，派我作為廣東省副省長候選人到深圳特區工作，任命我為深圳市市長。1985年9月，在廣東省六次人大會上，我被選為廣東省副省長。
來深圳的第二天，我去蛇口看袁庚。他對我說，你晚點兒來就好了，等問題暴露充分了，就更好辦些！當時還有各種傳言，說我來深圳第一條就是"砍工資"，還說我口袋裏裝著300名幹部名單，要大換血，事實上，我來深圳沒換一個幹部，家鄉人還罵我沒用一個老鄉呢。我明白，中央派我來深圳，最重要的任務就是在調整改革中謀取更大發展，把深圳的各項工作調整好，進入一個正常軌道。
四項改革為深圳發展鋪平道路
深圳的改革，應該說並不是事先有一套很完整的方案才推開的，而是發展建設初期，問題擺在了前面，非要去解決不可。任何一項改革都遇到這個問題，任何改革要等到統一認識得到一致認可，或者得到批准後才去做，是不大可能的。我們一直強調，實踐最重要，探索和試驗最重要。
我來前，深圳已經在進行一些探索和改革，比如物價的放開，最早放開的是蔬菜副食品價格。1979年，我回廣東時不敢到任何一個親戚朋友家裏串門，為什麼？人家要招待你吃飯，那時商品短缺，連蔬菜都買不到，肉就更不用說了。但到了第二年，情況就不一樣了，適當放開蔬菜價格，價格漲了一點，但市面上出現了蔬菜，整理得整整齊齊。還有用工制度的改革，工程施工招投標改革，都引起了很大爭論。
1985年8月，我來到深圳頭二十幾天，大部分是下去摸情況，搞調查研究，一直到正式任命我為深圳市市長。上任伊始，我感到政府決策得有制度才行，那時還沒有人大和政協，首先建立市長辦公會議制度。在9月底的市長辦公會上，經過深思熟慮，我提出了四項改革措施，成立四個機構。
第一個是成立外匯調劑中心。這是一項大的突破。根據當時外匯管理條例，企業出口創下的外匯只能到銀行去結匯，按照國家規定的牌價換算成人民幣；進口需要外匯，也只能去銀行按照牌價購買外匯。1979年美元公開掛牌價是1．5元，就是100美元兌換150元人民幣，內部結算價是2．8元，外匯結算實行雙軌制。由於換匯成本不斷上漲，幾年漲到三、四元，對進口有利，但對出口不利甚至虧損。為了大量進口，牟取暴利，深圳有的企業就到處想方設法搞外匯，導致外匯緊缺，黑市外匯炒到五、六塊以上。當時中紀委五室帶領幾十人，加上省裏，有一支近百人的隊伍，浩浩蕩蕩地來到深圳，任務就是打擊外匯黑市買賣，還抓了一個貿易公司老總。有一個禮拜天，市紀委和市檢察院的同志到我家裏，要我批准對深圳特區發展公司總經理孫凱風、副總經理張西甫立案審查。特區發展公司當時是深圳最大的公司，出口一批商品，賺了一筆外匯，按規定，應去銀行將這批外匯換成人民幣，他們卻私下將這筆外匯賣給另外的企業了。我跟他們解釋說，這件事是合理不合法，外匯只在企業內部調整，老總個人沒有從中牟利，因此不能抓，我們很快就會建立一個新制度，它就合法了。中紀委的同志很講原則，把情況跟北京彙報後，隊伍就撤走了。
不改變鼓勵進口、壓制出口的外匯政策，深圳發展外向型經濟就搞不成。經過幾個月的緊張籌辦，1985年11月，我們就以市政府名義成立深圳經濟特區外匯調劑中心，委託深圳市人民銀行具體操作。當時深圳市人民銀行行長羅顯榮到北京彙報，中國人民銀行總行分管外匯管理的領導苦笑說："老羅，你怎麼接這麼一個任務？你知不知道這是違法的？"我就對老羅說，出了事由市政府負責。我們嚴格規定，只要是深圳的企業，搞出口創匯，就可以到外匯調劑中心去參加調劑，用匯單位也必須是深圳企業，要嚴格審查，買賣雙方可以到外匯調劑中心參加調劑，價格隨行就市，雙方協商決定，不搞統一價格。這是全國第一家外匯調劑中心。這項改革後來得到了中央的首肯，1987年國家外匯管理局正式下文確認合法。後來，全國40多個城市都這樣做了，一直到1995年中國外匯結算並軌。現在回過頭看，深圳如果沒有這樣的外匯初級市場，要搞外向型經濟，擴大出口，根本是不可能的。
第二項措施是成立投資管理公司。出於什麼動機呢？我當市長後，經過調查，發現所有政府機構沒有不辦企業的，可以說全民辦企業。這問題就大了，不用政府機構投資，挂上國有企業的牌子，最後出事都要市政府埋單。市裏領導只能說清楚當年財政收入多少，負多少債，但是全市有多少企業，有多少資產，負債多少，誰也說不清楚，連資產負債表的概念都沒有。作為市長，連家底都不知道，這怎麼行？而且很危險，我下決心改變這種"糊塗"狀況，提出成立深圳市投資管理公司，就是現在的國資委那一套，把所有市屬國有企業統統歸它管理，一個投資管理公司管100多家國有企業。對這一改革，財政局就首先反對，說把財政權奪了，省裏也不贊同。經過一年多的努力，1987年7月全國第一家國有資產管理機構--深圳市投資管理公司才正式掛牌成立。又花了一年多時間，到1989年才算弄清楚全市國有企業有多少資產，我們第一次查清家底，從建特區到1989年深圳國有資產凈資產達到32億元。投資管理公司演變到現在，成為國有資產管理系統。
1985年通過成立深圳投資管理公司的決議，到1987年正式成立，1989年第一次摸清家底，很不容易！如果沒有這個機構，沒有人去推動，大家都是一筆糊塗賬。作為市長，根本不知道自己有多少資產，有多少債務，交給後任債務一大堆，還算什麼政績？
第三項措施是成立監察局。這也是全國首例。為什麼成立監察局？目的就是把隊伍管好。這中間有個小插曲，我剛到深圳不久，第一次接待新加坡前總理李光耀，他問：你們這裡有沒有貪污？我回答說，深圳也是整個社會的一部分，怎麼可能完全沒有？再完善的社會也有，不過深圳不厲害就是。他又問，你們怎麼對付？我說，我們準備參考你們的做法，成立監察局，新加坡有反貪局，香港有廉政公署，但我們不一樣，不能照搬。我們的監察局有三個方面的職能：第一是監督執行黨的路線、方針和政策的水準，這是政治性的；第二監督黨風和政風，監督黨和政府與人民群眾的關係，是不是實行民主集中制；第三，監督黨政官員的操守，這才是監督重點。我來以後，當時搞"嚴打"、辦案抓人等，動不動都是紀委、政法委衝在前線，都是以黨的名義出面，對我們很不利，這些明明是政府的職能嘛。紀委應該站在更高的位置上，制定政策，使用幹部，監督執行，應該超脫些。我對李光耀說，我們有很多可以學你們，但有一條學不了，你們部長月薪兩、三萬美元，我們是低工資制度，市長也就是100多元。我們的幹部大多都是黨員，靠覺悟，有理想紀律，不光是為了錢才做事。我接觸李光耀多次，他是我見過的外國政要裏最有政治頭腦的一個，給我印象最深的歸納起來有三句話：第一句話，他說中國不能沒有深圳，深圳是中國改革開放的試驗地，他們對深圳很關注，每年都會派人來觀察深圳的動向。第二句話，深圳改革試驗如果成功的話，說明鄧小平提出的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路子是走得通的。當時他懷疑市場經濟與社會主義難以相容，這說明他對特區的功能、特區的意義，比我們理解的還透徹。第三句話，他說，我培養了很多百萬富翁，但我自己不能當百萬富翁。他問我，賭場開得開不得？我告訴他，我剛來，接到過群眾來信，反映她的老公一天到晚不回家，給老虎機迷住了。據我了解，在我們的深圳灣酒店曾有過一下子，弊病太大，後來關了。看來，國家的發展不能靠賭場，還是不要搞的好。
監察局緊鑼密鼓地籌備，過了幾個月，開市委常委會，我就問，監察局籌備簡報怎麼不發了，近來無聲無息了？怎麼回事？當時大家鴉雀無聲，都不說話。追問到最後，梁湘同志說，人家不贊同搞這個東西，說是胡鬧嘛。我說，誰說我是胡鬧？得說出個道理來，我是認真地做改革實驗，怎麼是胡鬧！就這樣停頓了一陣子，一直到1987年5月，深圳市監察局才正式成立，何勇同志還發來賀電。當時對監察局的幹部要求很嚴，我主張同級別的幹部加一級工資，反對得不得了，後來加了半級。
第四項舉措是成立規劃委員會。那時深圳還沒有國土局，規劃作為城市發展的龍頭，一個城市的市長必須把城市規劃權抓在手裏，城市經濟總量漸漸大起來，必須對城市的土地利用、發展佈局作出更詳細的規劃，否則就亂套啦。我當市長不願兼職，但規劃委員會主任我是當仁不讓，市長是當然的規劃委員會主任，主要部門負責人都是規劃委員會的委員，還聘請了國內外有名的專家。這個機構成立最順利，第二年1月，也就是1986年1月，市規劃委員會就成立了，聘請國家建設部副部長周幹峙做首席顧問，另外還有來自英國皇家規劃學會、日本東京大學、澳大利亞堪培拉規劃局在內的30位中外規劃設計權威人士擔任規劃委員會顧問，規定每年都要召開一次大型的規劃委員會工作會議，審議和批准涉及土地開發、城市規劃的重大事項。
我記得很清楚，那時我們正在搞舊城改造，規劃委員會開會時，英國專家提出意見，說舊城改造把什麼都拆掉，就等於一個人失掉記憶一樣，他反對把舊城什麼都拆掉。市政府就採納了他的建議，停止不必要的拆遷。我又提出，規劃不能光在特區內搞，還要包括寶安縣。現在大家都認為深圳的城市規劃是不錯的，其實當時的認識不夠，如果經驗多一點，精力多一點，也許城中村、亂佔亂搭建就不會那麼多。後來抓緊撤縣建區，就多了一些選擇權，如果再不搞，土地都被折騰光了，哪還有保留到現在的48％的綠地！我覺得，規劃委員會起了很好的作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城市土地的合理開發利用。
這幾項改革，有的很順利，有的從決定到成立，經歷了兩年時間，其中的艱難可想而知。在改革推進過程中，化解了矛盾風險，站穩了腳步，管好了隊伍，管好了資產，就為下一步經濟發展鋪平了道路。
以壯士斷臂的勇氣調整經濟結構
深圳經過最初幾年的高速發展，經濟急劇升溫，逐漸超過了自身的承受能力。當時，人們對於經濟結構、外匯收支等缺乏經驗，未能引起警覺。由於前5年超高速的發展，潛伏著的問題終於在1985年下半年暴露出來。由於深圳基建規模過大，資金全面緊張，也給市財政不斷增加壓力。不得已，市財政只有向銀行貸款用於基建，幾年下來透支近8億元。基建規模過大，投資結構不合理，外匯和財政收支不平衡等一些問題浮出水面。1985年初，香港《信報》連續12天刊登一組文章，總題為《深圳廬山真面目--假大空》，把特區建設所取得的成就說得一無是處。
正當人們對深圳特區前景議論紛紛，感到徬徨、迷茫之際，1986年初，中央及時召開了全國經濟特區工作會議，對深圳的發展指明瞭方向，深圳是全國改革開放的試驗田，主要作用並不是自己創造多少產值，而是要先走一步，創造出新鮮經驗來，要求深圳把工作重點轉向建立以工業為主的外向型經濟上來，由過去的鋪攤子、打基礎，轉到抓生產、上水準、求效益上來。
深圳市政府黨組第57次會議紀要，可以說明調整的必要性和緊迫性--"我市已擁有酒店、旅店、招待所367間，床位40880張，加上各度假村床位4420張，共有床位45300張，總面積為76．6萬平方米。據今年上半年統計，中高檔賓館住房率平均僅在45％以上，而目前我市已批准興建的高層綜合性樓宇達297幢，建成後擁有床位15萬張，大大超過了實際需求量。同時，這批綜合性高層建築全部建成後，需增加電氣設備安裝容量69萬千瓦，新增加日用水量26萬噸，遠遠超出了我們的計劃預算。這種不正常的現象，提醒我們必須對經濟發展採取果斷措施，認真加以解決，否則會帶來嚴重後果。"
調整勢在必行。這次大調整，是深圳建立特區以來面臨的第一次嚴峻考驗，有人用壯士斷臂來形容，血淋淋的。但是，不調整就沒有出路。1986年，我們對全市1500多項基建項目進行了全面清理，基建規模被壓縮一半以上，施工隊伍裁減近10萬人，20層以上的高樓停建了60多棟。這是一次自覺有序的調整，是有序的撤退，在被動中求得主動。第一，調整是積極的方針，不是倒退，也不是否認過去的成績；第二，調整要根據實際情況不搞一刀切，有的多調，有的少調；第三，調整必須與改革結合起來，走出"一放就亂，一收就死"的怪圈，為特區長遠發展、為建立新體制新機制打下一個基礎。我們規定今後不許搞赤字財政，政府機構不許給企業亂擔保。經過1986年到1987年兩年的調整，1986年深圳的經濟發展速度雖有所降低，但從1987年起便穩步快速增長，從此以後深圳的經濟開始進入正常軌道，再未出現過大的起伏，可以說，那時的大調整和相關改革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三年後，我們還完了所有的銀行債務，深圳成為沒有債務的城市。在1988年全國開始治理整頓經濟秩序的時候，我們已經走出了調整的陣痛，開始了又一輪改革發展的急行軍。
從股份制改革到建立深圳證券交易所
深圳是全國最早進行股份制試點的城市。我們率先成立了投資管理公司，解決政企不分的問題，有限與無限的問題，但還不能解決國有企業自身的問題，還必須進行股份制改革，營造一個按國際慣例打籃球的地方。
1986年10月，我們出臺了《深圳經濟特區國營企業股份化試點暫行規定》，將賽格集團公司、建設集團公司、物資總公司等6家市屬大型國營企業作為股份制改革試點單位，市政府向這6家企業派出董事長，實行董事會領導下的總經理負責制。大企業試，小企業也試，當時王石還在特發集團下面很小的公司--現代科教儀器展銷中心當總經理，他對股份制改革很積極，我們也大力支援。1988年股份制改造發行股票才更名深圳萬科。同時，籌備國內首家股份制銀行--深圳發展銀行。深圳發展銀行一成立，公開發行股票，自然就有交易。那時誰也沒想到搞證券市場。
1988年，我去英國、法國、義大利三國考察，證券市場只是其中考察的一項。在英國倫敦，香港新鴻基證券公司幫我們組織了一個投資座談會，我代表市政府講話，歡迎英國金融投資家到深圳投資。英國一家基金公司經理說，我們不能直接投資你們的工廠企業，只能買你們的股票。他提出的問題對我們來說，很新鮮。當時深圳發展銀行股票還是櫃檯交易，交易量很大，但櫃檯交易是不行的。回到香港，我就考慮深圳證券市場體系建設問題。最早想找日本大和證券當顧問，他們的老闆叫宮崎永一，我們從1980年就開始交往，比較熟悉，關係也不錯，但是考慮到日本太遠，語言交流不方便，就請鄰近的香港新鴻基證券公司當顧問，幫我們做三件事。第一件，幫我們起草一個建立證券市場的總體方案，一個證券市場要有上市公司，證券公司，還要有登記公司，還要有交易所，還要對股民宣傳教育等等，否則不成一個體系；第二，幫助起草證券市場各種法規制度，最好把世界各大證券市場的法規制度都找來作參考；第三，幫助我們培訓證券方面的幹部，分期培訓骨幹人才。從香港回來後，我們馬上就成立了資本市場領導小組，後來說赤裸裸的叫資本市場，不好聽，就改為證券市場領導小組。深圳證券交易所就是從這時開始的，當時連個像樣的地方都沒有，租了國貿的幾間倉庫，當時臨時籌建辦公室。
到了1990年，場外交易氾濫起來，到了不可控制的地步，我們一切籌備工作基本就緒，到了11月下旬，我們所有的證券交易系統都搞好了，我說不能再拖了，就帶著鄭良玉、張鴻義幾個市領導，還有幾大銀行的行長，一起參觀了深圳證券交易所，在現場第一次看到黃馬褂，電腦操作交易系統也都完善了。他們告訴說，準備工作早就做好了。我說為什麼不開？他們說，沒批下來。我說，批不批不管，政府會負責，你們一定要開，先試驗嘛。就選個好日子1990年12月1日試營業，上海12月15日是正式開業，我們是試營業，也沒搞個儀式，到第二年批下來，1991年7月9日我們才補辦了開業儀式。現在還是提兩個證券交易所，深圳是先生孩子後登記嘛。當時中央對證券市場有不同看法，沒有把握。小平同志1992年來深圳還講"可以先試，不行就關了嘛！"我們最大困難是1991年，當時場外交易氾濫，暴漲暴跌，控制不住了，差一點就關掉了。所以說，有上海成立證交所好，否則我們是孤軍奮戰，1991年可能就被關掉了。
深圳證券市場的建立，是事物發展的一種必然結果。搞了國有企業股份制改造，又成立了股份制企業，搞了場外交易，自然就引導到證券市場上來，開辦正規的股票交易所，取代氾濫的場外交易。1990年，深圳發展銀行股票最高炒到每股132元。這裡還有一個故事。1987年深發展股票發行時，公眾股還有80萬賣不出去，當時到機關推銷，公務員可買200股，20元一股，4000元。萬科也賣不出去，到蛇口擺地攤，就像現在賣彩票一樣。我那時的工資只有200多元，當時謠言滿天飛，香港報紙說我買股票賺了450萬，交了150萬黨費，搞得我一身不是，有口難辯。後來一清查，才知道家裏子女集中資金買了200股。這事還驚動了中央，派調查組來調查，李鵬同志親自給我打電話，說傳你有多少多少股票，搞得我哭笑不得。我找到人民銀行行長，要他把買發展銀行原始股處長以上的名單給我開出來，一查，市委常委，副市長裏面只有我、秦文俊、還有警備區政委三個人沒有買。我在市委常委會上講，我們搞證券市場，不要從中得到什麼好處，我們要堅守這條，大家把股票都交出來吧。後來，市裏發了一個通知，處級幹部不能買股票，當時市政府主要領導壓了一個多月不簽字，我就勸他，外面都有很多議論了，我們自己得失是次要的，關鍵要保住證券市場，要面對現實，不能因為這被關了。他最後簽了，發了下來。
一生中最為驚心動魄的事件 1992年"8o10事件"，說實在的是領導上的疏忽，首先是我的疏忽，一個疏忽，竟釀成一個事件。
那時股票發行方式不像現在上網發行，而是採用拿身份證買表抽籤，這種發行方式已經做過兩次，中間有很多爭論，市長鄭良玉也明白，他主張再冒一次險，這次有6家公司同時上市，還是採用抽籤方式，發行1000萬張表，就可以收回10個億，用這筆錢來修馬路，解決交通問題。當時規定每個人可以買10張表，中簽率10％，沒什麼風險，中一張簽就可以在二級市場賺一到兩萬元。因為賺錢效應，吸引全國各地百萬股民南下深圳，有人甚至到農村收購身份證，多得拿麻袋裝。由於發行方式本身有問題，投機變成了瘋狂，加上中間出現舞弊行為，導致發生"8o10事件"，的確後果比想像的要嚴重。最後中央追查，發了一個通報，副市長張鴻義負直接領導責任，市長鄭良玉負主要領導責任，我作為市委書記負一定領導責任。後來鄭良玉調走了，到江西當副省長，張鴻義去了香港中國銀行。
8月10日那天晚上，正好宴請陳慕華副委員長，我和鄭良玉作陪。吃飯中間不斷有人來嘀嘀咕咕，飯沒吃完鄭良玉就被叫走了。吃完飯了，別人告訴我說出事了，股民上街遊行了。一聽，來不及去辦公室，急忙趕到傳達室，與鄭良玉、張鴻義、李海東幾個市領導一起商量。遊行隊伍很快就到市政府，信號彈都打起來了，他們群情激動，秩序相當混亂，事情到了千鈞一髮的緊急關頭。怎麼辦？大家一時束手無策。我說，沒什麼別的辦法，就是把明年500萬股票額度提前到今年發行。因為股民都是衝著股票來的，不能滿足他們的要求，即使沒有出現舞弊行為，他們也不滿意。為什麼？因為我們決策有錯誤，股票發行本身有缺陷，買股票沒有任何風險，穩賺不賠，利益使得他們急紅了眼。有人懷疑，說這個辦法行嗎？但更好的辦法又提不出來。我就說，這是最簡便易行的辦法，事不宜遲，就這樣定了，全部責任壓在我一人身上，撤職法辦我一人承擔。決定以後，連起草文字都來不及，草草寫了幾條，拿到廣播車去廣播：你們遊行示威、衝擊機關是不對的，要保持秩序，我們一定懲治腐敗。市裏決定增發500萬張抽籤表，明天還在原來地點賣。結果，遊行隊伍一聽呼啦一下散去了，都去排隊去了。事情就這樣平息了。
當晚召開局級以上幹部開會，安排所有的機關幹部第二天都到銷售點去維持秩序，再發生舞弊行為，追究領導責任。後來又想到一個環節，抽籤表能趕印出來嗎？趕快找人民銀行行長來問，他了解一下說，恐怕印不出來。我下死命令，無論如何明天8點前必須印出來！他考慮一陣子說，那就減幾道工序，早上8點前印一部分，12點前印一部分。一切部署完畢，大概淩晨一點鐘左右，羅幹同志來電話詢問"8o10"情況，我把整個過程如實報告，說已經平息了。過了一會兒，丁關根同志也來電話詢問，我又報告一番。又過了半小時，李鵬同志也打來電話，詢問情況，我向他報告，我們動用明年股票發行額度，事情已經平息，股民都去排隊去了。我告訴他，當時我們處在一種除了這個辦法就是神仙也挽救不了的局面，挨什麼處分都可以。李鵬說，你在第一線，你了解情況，就按你的意見辦。淩晨兩點多我回到家裏，剛躺下，省委書記謝非來電話，我又報告一番。一夜就這樣過去，一生中最驚心動魄的就是這件事了。事情發生在小平視察南方不久，如果衝擊邊檢，衝擊機關，出現重大衝突與流血事件，怎麼向中央交代？事後想，如果當時猶豫不決，請示彙報，也死定了。現在看，那時只有這個辦法，沒有別的辦法。第一，要有科學態度，準確的分析判斷，按正常程式要請示，如上頭一時不批，你也沒有辦法。第二，敢於負責任，當機立斷，自己落處分就處分，國家不能出大事。(記者 樊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