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7月中央50號文件下達後,廣東省委為加強對經濟工作的領導,成立了由我和王全國、吳南生組成的三人小組,並成立省經濟工作辦公會議,成員除我們三人外,還有薛光軍、范希賢、黃靜波、曾定石等同志。
8月20日,谷牧同志陪同丹麥女王瑪格麗達訪問廣州時,我們向他彙報了廣東貫徹執行中央50號文件的情況。21日,深圳、珠海兩市市委書記張勳甫、吳健民就試辦特區問題向他作了彙報。22日,谷牧同志與習仲勳、楊尚昆、劉田夫、王全國、吳南生等省委和省革委會負責同志談話。
谷牧同志還要求我和全國、南生組成的三人小組要形成拳頭,深圳、珠海兩個特區請求的問題,三五天要解決。要趕快成立對外經濟工作委員會,對省的對外經濟工作實行一元化領導。他還希望我們"要有點孫悟空的精神,受條條框框束縛不行",要搞活。
1978年11月22日,國家交通部駐香港招商局常務副董事長袁庚同志來找我,向我介紹招商局打算在廣東寶安鄰近香港的沿海地帶籌建出口工業區,建立一批與交通航運有關的工作企業的構想。
招商局是在19世紀70年代建立起來的我國規模最大的航運企業。航運業務不僅在國內江河湖海,而且還遠及南洋及歐美西方諸國。後來,經營範圍擴展到鋼鐵、煤炭、紡織、金融等部門。解放後,為上海市軍管會所接管。
文化大革命結束後,國家交通部希望重振招商局雄風,向黨中央呈送《關於充分利用香港招商局問題的請示》,得到中央的同意,並作了"立足港澳,依靠國內,面向海外,多种經營"的批示。交通部以此作為經營方針,決定由第一副部長曾生同志兼任香港招商局董事長,調交通部外事局局長袁庚任常務副董事長。
我和袁庚是老相識。解放戰爭時期,我任兩廣縱隊政治部副主任,他任司令部作戰科科長、炮兵團長,時有來往。
我聽了袁庚介紹招商局的經營方針和籌建工業區的構想之後,感到十分振奮,覺得他們的構想很有膽識,很有氣魄,和我們建立出口特區的設想不謀而合。當時,我正為辦出口基地而操心,老是考慮如何開局,樹立幾個樣板的問題,現在招商局主動找到府來,這真是求之不得的好事。我當即表示鼎力支援,他們有什麼困難儘管提出來,我想辦法幫助解決。袁庚聽了我的表態,開心地笑著說:"曾生同志曾經向我交代,在廣東寶安籌建工業區之事,如果劉田夫同志支援就幹,不支援就不幹。"我說:"這是大好事,有利於國家和廣東現代化建設,我當然支援!"
12月18日,交通部部長葉飛同志、副部長曾生同志抵達廣州,跟我以及其他一些同志具體商談籌建工業區的問題,國家經委郭洪濤副主任和香港招商局袁庚等同志參加了會議。這次會議已轉入實質性商談,主要是討論工業區的地址、初期用地面積、原材料、產品購銷和境外技術人員進出工業區的手續,初期所需非技術工人數額等問題。經雙方商定,工業區地址在寶安縣沙頭角、蛇口、大鵬三個公社中選擇一處。我表示,徵地、用地、拆遷、基建、招工等問題,凡是在廣東省革委會權力範圍內能解決的問題,我們責無旁貸,全力幫助解決。接著,省革委會辦公廳和招商局的同志,先後到蛇口、沙頭角、鹽田、大鵬地區作實地考察,通過比較選擇,他們認為在蛇口興建工業區有利條件較多。經共同研究,廣東省革委會和交通部于1979年1月6日聯名寫報告上報國務院。1月31日,黨中央副主席、國務院副總理李先念同志批准了這一報告。報告要點為:
(一)招商局初步選定在寶安蛇口公社境內建立工業區,這樣既能利用國內較廉價的土地和勞動力,又便於利用國外的資金、先進技術和原材料,把兩者現有的有利條件充分利用並結合起來,對實現我國航運現代化和促進寶安邊防城市工業建設,以及對廣東省的建設都將起積極的作用。
(二)招商局工業區的建設工程項目有:貨箱(集裝箱)製造廠、鋼絲繩廠、玻璃纖維廠、拆船廠和氧氣廠等五個廠。佔地約300畝,需用勞動力,第一期1000名,今後發展到3000畝,由廣東省安排解決。
(三)這一工業區可作為寶安市區的一部分。
(四)工業區第一期建設由招商局投資人民幣7000萬元至1億元(約2億至3億港幣)。所需建築材料和設備,由招商局負責。產品以出口為主。利潤按三七開分成,即廣東佔三成,招商局佔七成(包括與外商合作的分成)。
(五)工業區擬從1979年上半年踏看測量設計,下半年開始建設,1980年上半年建成投產。
(六)這一工業區進口的建設施工設備、建築材料、生產用的原材料、燃料和該工業區工人的生活必需品等免稅放行。
2月,招商局正式開始了蛇口工業區的籌建工作。建設大軍陸續進場,在荒山禿嶺和沿海灘塗上開展了大規模的建設。
在蛇口工業區籌建和開發過程中,我曾多次前往考察,袁庚同我直接聯繫,他們遇到難題也隨時來找我,我及時幫助他們解決。
蛇口工業區的開發,走的是一條前人沒有走過的路,帶有很大的風險性。為了吸引外商前來投資,招商局注入鉅額資金,搞"五通一平"(通水、通電、通路、通訊、通排污排洪、平整土地),創造良好的投資環境。而當時外商雖對到中國投資很感興趣,但被西方稱之為"鐵幕"剛剛拉開,加之投資法規尚未建立,很多外商都持觀望態度,不敢貿然投資蛇口、深圳和廣東其他地方。我們利用多種渠道、多種形式,向華僑和港澳同胞做工作,鼓勵他們回蛇口和廣東內地投資。
蛇口工業區利用企業留成利潤,先開發一平方公里的荒坡為工業區,他們只用一年多的時間,就搞好"五通一平"興建一批工業基地和生活服務設施,興辦了23家工廠,開通了國際微波通訊和直通香港的4000噸客貨運碼頭。隨著投資環境的改善,外商紛至遝來,不出幾年,就將8平方公里的荒山禿嶺變成一座現代化工業小城,數百家三資企業平地而起,到處是一派生機勃勃的景象。他們提出的"效率就是生命,時間就是金錢",已成為人們的座右銘。蛇口高速度發展工業的模式,已被稱之為"蛇口模式"。當年曾持懷疑及非難態度的一些人,面對今天的現實,不得不對蛇口的開拓者們表示佩服。
1984年2月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王震同志在向中央所作的《關於陪同鄧小平同志視察廣東、福建、上海的情況報告》中指出,1979年12月份,我任國務院副總理時,曾帶領國務院幾個部長到蛇口考察,以確定如何支援和幫助交通部招商局開發蛇口工業區的方案。同時,蛇口是一片海灘和荒山,路面坑坑洼洼,連廁所和洗臉水也沒有。這次陪同小平同志視察,深圳和蛇口的面貌就大不一樣了,高層建築林立,道路四通八達,萬噸級碼頭、直升飛機機場開通使用,電訊、供水、供電、防洪、供氣和處理污水等初具規模,一個現代化的工業新城在我國南海前沿崛起。看到這些,心情十分興奮,不禁想起一句古語:"士別三日,當刮目相看。"
我覺得王震同志的評價是非常客觀和中肯的。
深圳改為市後,該市市委雷厲風行,立即組織人馬進行初步規劃工作,並廣泛與外商接觸洽談,積極吸引外資,發展經濟。
1979年3月25日,深圳剛改市兩個月,他們便向省革委會送上一份報告,提出發展旅遊業、合辦企業和報批地產等幾個問題。
4月13日,我主持召開了一次工作會議,參加人員有省革委會范希賢、黃靜波、陸熒,深圳市張勳甫、賈華以及省直有關部門的負責同志。
會議就深圳市革委會報告中提出的幾個問題進行了討論,議定了如下事項:
(一)原則上同意在深圳市範圍內劃出一塊地方出租給外商,由外商投資建設工廠、旅館、旅遊區,但出租要有個年限,要按照我國規定的政策法令進行管理和收稅。可以先搞試點。可考慮採取投標辦法,誰價高租給誰。具體辦法即向國務院寫報告。
(二)同意在深圳市開設外幣商店,外匯分成問題待中央通知再定。
(三)深圳市提出興建旅遊別墅,同港商合作經營旅遊業,開放梅沙、赤灣兩個口岸接待旅客;向外貸款興建賓館問題,原則上都可以搞。旅遊賓館可以建,但高級賓館或別墅少搞一些,要面向中下層旅客,多搞一些收費較低的旅館或賓館,吸引更多的香港同胞和旅客回來度假和旅行。貸款興建賓館要少搞或不搞,因我們還沒有經驗,償還貸款沒有把握。關於開放梅沙、赤灣兩個口岸供遊客前來遊覽、游泳、度假問題,請深圳市提出具體辦法,報請中央有關部門審批。深圳市應建立一個旅遊管理機構。
(四)對與外商、港商合辦企業徵稅問題,由深圳市具體寫個報告,然後報中央有關部門審定。
這些決議是在中央批准廣東實行特殊政策、靈活措施之前議定的。其中出租土地給外商,同港商合作經營旅遊業在國內尚無先例。我們是經過慎重考慮,才同意深圳市邁出這一步的。
張勳甫等人對我們在不到20天時間,就召集到那麼多的負責同志來召開專題會議,並作出具體決定感到滿意。他們表示回去之後,馬上按照這次會議的決定去開展工作。
中央50號文件下達以後,深圳市加快了對外開放的步伐,對外經濟工作日益頻繁,碰到的問題也比較多,因此,迫切要求擴大地方許可權。
這年9月25日,在省委珠島賓館五號樓會議室,我主持召開省經濟工作小組成立後第一次較大規模的辦公會議。出席會議的有省委、省革委會的吳南生、范希賢、曾定石和陸熒、秦文俊、楊立同志,深圳、珠海市的張勳甫、吳健民、何海同志和省有關經濟工作部門的嚴尚民、王奇、梁驥、何明、左本彬、王桂英、楊可忠等同志。
會議聽取了深圳市委張勳甫、珠海市委吳健民分別就兩市對外經濟工作若干問題所作彙報之後,進行了討論,議決了有關事項,摘要如下;
(一)為適應開展對外經濟活動的需要,原則上同意深圳市、珠海市的政治、經濟工作,由省直接抓,經濟計劃單列,由省直接下達。此事提請省委常委會決定執行
(二)適當下放對外經濟活動的若干許可權。兩市的來料加工裝配項目,不需要引進設備,或者引進設備在100萬美元以下,三年內可以用工繳費償還的,可以由深圳、珠海兩市革委會負責審批。引進設備在100萬美元以上的由省審批。
(三)根據中央〔1979〕50號文件關於深圳、珠海兩市設立加工特區"採取比內陸地區較為開放的一些辦法"的精神,省有關部門應結合自己的業務情況,迅速就設立特區的有關事項,提出具體措施和意見,由省統一制定管理細則、辦法,以適應對外經濟活動發展的要求。會議還就兩市報批的若干項目,以及華僑、外籍人和港澳同胞向國內投資是否宣傳等問題提出了處理意見。
1980年5月4日,省委決定成立廣東經濟特區管理委員會,由吳南生兼任主任、黨組書記,王寧、曾定石兼任副主任、黨組副書記,秦文俊任副主任。
8月26日,第五屆全國人大常務委員會決定,批准國務院提出的在廣東省深圳、珠海、汕頭和福建省的廈門設置經濟特區和《廣東省經濟特區條例》,中國經濟特區正式誕生。
同月,江澤民同志(當時任國家進出口管理委員會副主任)到深圳特區調查。併為了辦好我國的經濟特區,曾到世界各國調查各類出口或貿易區的情況,為深圳特區的建設提供了寶貴的意見。
此後,廣東經濟特區的工作主要由吳南生、梁湘等人負責。當然,特區一些重大問題需省委、省政府討論決定時,我仍然參與決策。
1982年10月,省委、省政府向黨中央、國務院報送《關於試辦經濟特區的初步總結》。10月30日,陳雲同志作了指示:"試辦特區初步總結,很好"。"特區要辦,必須不斷總結經驗,力求使特區辦好。"
在黨中央的正確領導和關懷下,在省委和各地區、各部門的大力支援下,廣東3個經濟特區做了大量的工作,到我從省長位置退下來的1983年底止,深圳發展速度最快,珠海、汕頭特區基本上還處於籌建階段。深圳與外商簽訂合同2512項,包括有工業、農牧業、商品樓宇、旅遊、餐館等服務業、交通運輸等項目,在實際投資之外,引進25萬多臺(套)設備,其中有些是比較先進的,如微波通訊設備、大型積體電路、電腦等技術設備等,大大提高了出口能力。深圳光明畜牧場引進一套全密封無菌鮮奶加工設備,其產品"維他奶"佔香港鮮奶銷量的七成。1980年至1983年,共完成基建投資額1914億元,投產項目400多個,數十棟高層建築拔地而起。工業發展較快,總產值從1979年的6061萬元,增至1983年的147億元。在短短的幾年時間,深圳由邊陲小鎮迅速變成了初具規模的現代化城市。
1984年1月24日至2月5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中顧委主任鄧小平同志在中央政治局委員王震、楊尚昆同志陪同下來廣東視察。我和梁靈光同志陪同他們視察深圳、珠海。小平同志對這兩個經濟特區建設給予充分肯定,分別作了題詞:"深圳的發展和經驗證明,我們建立經濟特區的政策是正確的","珠海經濟特區好"。
2月24日,小平同志在邀請胡耀邦等同志談話時指出:"我們建立特區,實行開放,有個指導思想,就是不是收,而是放。"小平同志視察之後,廣東和全國一樣,迅速掀起改革開放的熱潮。(劉田夫 來源:人民政協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