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30週年談：城市的基礎是人而不是產業
張曙光 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研究員，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生導師，北京大學法律經濟研究中心主任，北京天則經濟研究所學術委員會主席，《中國社會科學評論》主編。主要研究領域是宏觀經濟理論和政策，制度和制度變遷理論。
“深圳特區未來30年如何轉型？比如說經濟轉型中如何應對社會和文化方面的關係。”昨日，張曙光、高全喜、秋風等經濟和文化界人士聚深，暢談深圳特區30年從經濟轉型到社會文化轉型。從城中村問題的評價到建設公民社會，各專家學者對深圳未來發展建言獻策。
城中村不應簡單拆遷
深圳的城中村是市場本身發展起來的，大量的農民工涌入城市，他們需要住房，農民就蓋樓出租，在深圳的城中村居住著大約500多萬人，那裏的服務健全，生活便利，關鍵是價格低，這才是農民工能夠安居樂業的環境。
他認為，政府可以提供廉租房，但城中村的案例說明市場也可以做，兩種方式可同時進行，為什麼非要政府一條腿走呢？城中村確實存在一些問題，比如治安、防火等，都可以慢慢解決，而不是簡單地把它拆掉。
城市化不能留下硬傷
城市化失衡的主要問題出在政府行為方面。城市面積擴張很快，外來人口大批涌入，但城市服務卻沒跟上來。政府建設廉租房，目前只考慮到城市貧困人口，沒有考慮到進城農民工的需求，他們的住房以及子女的教育問題，這都需要政府拿錢出來，而政府還想從中獲益，這也是個矛盾。這一系列的問題如果得不到解決，城市化就留下了硬傷，從表面看是個漂亮的城市，但是不適宜人居。
國家支援深圳先行先試，是一個好的契機，政府可以大膽探索一些不同的發展模式，“摸著石頭過河”。目前深圳的經濟基礎很好，應該針對城市化過程中存在的問題尋求根本上的解決。如果能夠克服城市化過程中存在的弊端，為政府轉型打下基礎，繼續領先30年沒問題。
高全喜 1988年獲哲學博士學位。曾任教于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教授，現任職于中國社會科學院法學研究所，研究員。研究領域為政治哲學、法哲學和憲政理論。
秋風 原名姚中秋，獨立學者，九鼎公共事務研究所研究員。主要從事古典自由主義理論與奧地利學派經濟學的譯介、研究。已出版譯著《哈耶克傳》等十余部。
由經濟社會向文化道德社會轉型
深圳擁有30年快速發展的成就和基礎，可以把深圳作為轉型時期的樣板探索出一條新路，這條新路不是衡量指標，而是從經濟社會到政治公民社會，到文化道德社會的轉型。
這個領先並不一定是量上的領先，而是一種新的思維方式和現代文明的領先。
中國處於現代化向現代性的轉型。現代化就是大家理解的工業化、生產能力方面的、物質方面的。現代性就是一種價值層面的、精神層面的、道德層面的、真正符合人生活現實的內涵價值。這個命題是當代中國轉型時期面臨的普遍問題。這方面深圳至少有很大的空間。
深圳應在道德社會建設上下工夫
深圳是一個移民城市，道德生活不是靠血緣、多年的居住、私密性交往擴展起來的。除了建立單純市場的、信譽的道德之外，還需要有新的倫理、新的精神。深圳可以在這方面探討一些。
我們建立一個公民社會、建立一個道德社會，實際上最後就是我們的深圳特色。假如追求高科技，科技興市還是工業興市，那麼優勢很容易被上海周邊的城市淹沒了。深圳應該在這方面創新。
城市的基礎是人而不是產業
秋風說，深圳未來30年應該做的事情，或者其他城市期待深圳做的事情就是努力地去構建比較優良的治理秩序。
對於“治理秩序”這個概念，秋風認為從最簡單的意義上分，有三個層面：一個是政府、一個是社會、一個是文化。
從政府層面上看，深圳要作為中國的領先者、要為中國設立一個典範的話，其實首先要思考的就是，政府通過什麼樣的治理模式、治理方式，能夠讓這裡的人有秩序地生活在一起。 其次是社會層面。秋風表示，在珠三角，其中包括深圳，本地的戶籍和外來的戶籍嚴重不均，是一個隔離，生活在不同的世界裏面，他們有不同的思考問題的方式，然後有不同的收入，屬於不同的階層，彼此之間是很少有溝通的，更不要說他們共同來討論、解決公共事務。“但是，城市的基礎是人而不是產業。”秋風說，因此，對於深圳這樣的城市、對於整個珠三角地區，其實最重要的問題是如何塑造出一個市民共同體。
在文化方面，秋風認為，深圳是有某種條件來真正地發展出融合中西文化的新文化的，它有一個天然的優勢是可以接受到很多西方的文化，因此我們要考慮的是能不能透過這些文化，對於中國傳統的文化做某種轉換、提升，然後使得它和現代的工商文明更好地去配合。(記者習風 易少齡 謝婷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