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老家在四川成都，今年72歲了。解放前，在南充一家繅絲廠當工人，解放後受到黨的培養，1956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先後在四川省輕工廳、紡織廳、絲綢進出口公司任職。1989年身負重任，帶領“一百零八將”川籍員工，來到深圳一家港資服裝加工廠，並以中方代表的身份，出任總經理兼黨支部書記。
從舊社會的絲廠童工成長為處級幹部，又在知天命之年離開四川，被派到距家鄉千里之外的深圳，在邊陲小鎮的“邊陲小村”大梅沙白手起家。
百多爾時裝公司創立之初，港商派來7人按照香港模式管理企業，企業一開工就虧損數十萬。我是臨危受命當的總經理，當月實現贏利，3個月後工廠徹底扭虧為盈。十多年來，百多爾投資方先後發生變化，但企業始終保持良好業績。時間最緊的訂單，要提前完成；難度最大的產品，要確保品質。而最繁瑣、最難操作的大規模遷廠工程，幾百萬元的設備搬家，我們只花了2500元的車費，連一隻燈泡都沒有打碎呀。
這就是深圳速度、特區效益，我們的組織管理效率之高，讓投資方難以想像。1999年三方合資協議到期，投資方回報率超過500％。連著幾年，百多爾規模不斷擴大，工人從當初的“一百單八將”，猛增到500多人。合資港商說“王總是一筆財富”，我聽了自不敢當，但對得起家鄉，對得起深圳，心裏踏實。
我認準一個理：不管是什麼經濟模式，只要採取恰當的黨建形式，就能為企業贏得經濟和社會雙重效益。1990年，廠裏有3個黨員時，我在當地黨委支援下，成立了梅沙地區第一個民營企業黨支部，目前已經發展到24名黨員。百多爾最優秀的員工是共產黨員，各個重要崗位的骨幹是共產黨員，此外，還成立了工會、共青團、婦聯等組織。
在我們公司，多年來不用請保安員、不圍鐵柵欄、不用打卡機，更不會扣壓員工的保證金和證件。為員工購買各種社會保險，改善勞動和生活條件，開展豐富多彩的文化娛樂活動，模特隊、秧歌隊經常參加街道、區裏和市裏的大型活動。我還親自動手，為打工夫妻設計了100多間夫妻房，儘量為他們想得更週到些。
深圳是個好地方，幹事創業的大舞臺。如今，我們的產品躋身國內十大女裝品牌之列，更是鹽田的守法誠信納稅大戶。近20年來，從四川貧困地區先後帶出500多名娃娃們，大多數已在百多爾幹了十多年，有的待遇再好也捨不得離開。許多人靠打工在家裏蓋起房，甚至有了以前從不敢想像的十幾萬存款。（金涌 劉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