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災中的故鄉情
1979年我讀大學來到成都，就此成為成都人。一晃30年。但在很多時候，當人們問我是哪人時，我總是回答說，我是浙江人。
這樣的情形，一直延續到2008年，汶川地震發生。
地震發生後，短短兩天時間裏，我接到幾百個電話、短信和伊妹兒時，真切的擔心和溫暖的問候來自四面八方，來自全國乃至世界各地，連曾經在我母親家裏做過一年鐘點工的浙江大媽，都特意從鄉下打電話給我母親，問我在四川是否平安，連我兒子上初中去美國參加夏令營時住過一個月的房東，也千方百計找到聯繫方式，送來他們關切的問候。
我終於知道，我已經是作為一個四川人，存在於這個世界上了。
這樣的感覺，隨著救災的展開，越來越清晰。
地震當天，通信中斷，停電停水。大街上雖然擁擠，人們雖然仍處於驚慌，但卻沒有一點兒吵鬧聲，警察用最原始的方式指揮交通，汽車和行人都默默地奔走，又彼此謙讓。更了不起的是，在擁堵的車流和人流中，有相當一部分是趕往災區的。
震後第一時間，成都有兩個群體感動了中國人民，一個是計程車司機，俗稱“的哥”，他們從電臺裏得知災區傷員多，運力不夠，馬上自發地組織起來，駕著數百輛車打著應急燈跑去都江堰救援。我14日去都江堰採訪，仍看到大量的計程車在往那邊開，災區人告訴我，那些日子，你看到任何一輛車都可以拉開車門讓其幫助把傷員送到醫院去。據說某位省領導看到一路浩浩蕩蕩的志願者車隊開往都江堰，禁不住熱淚盈眶。平時我常常對成都的計程車司機有微辭，但在那些日子，打心眼裏敬重他們。第二個讓大家感動的群體是獻血的市民。獻血的人在當天下午就紛紛趕往各個獻血站，所有的獻血站都排長龍，而且是通宵不斷，以至於血庫“告急”，儲存不下了。這兩個群體，讓世人對歷來以閒散享受著稱的成都人刮目相看，也讓我作為成都人的一員，感到自豪。
作為四川人中的一個，我也無法讓自己呆在家裏。震後第二天，我就和同事們出發，前往重災區採訪。北川、汶川、綿竹、安縣、平武、彭山、都江堰、映秀……這一個個我曾經去過和從未去過的地方，都在那一刻成為故鄉，成為讓我揪心的故鄉。
那些日子，我的心一直充滿著複雜而又豐沛的感情。有的時候無比疼痛，因為看到故鄉遭受如此大難；有的時候感激不盡，因為看到支援和救助來自四面八方；有的時候又很欣慰，因為看到災區的每一個人都行動起來了，有錢出錢有力出力，沒有一個趴下的，也沒有一個冷眼旁觀的。
採訪中，我一邊盡其所能地幫助受災的人們，也一邊得到他們的鼎力相助。
在都江堰聚源中學現場，當我無法涉過一片泥漿時，一個穿著高幫筒靴的中年婦女立即彎下腰來，將我背了過去；在安縣的夜晚，當我們迷路時，兩個當地的年輕人主動為我們帶路，一直將我們帶到部隊駐地；在映秀的廢墟旁，一個四川戰士將他的睡袋給了我，讓我度過了寒冷的一夜；在徒步走出映秀的山路上，一個汶川的農民兄弟一直牽著我的手，一步步將我帶過塌方路段；更難忘的是，5月31日，在從汶川飛往成都的直升機上，我們與死神擦肩而過。那一刻，我對來自四川藏區的藏族飛行員那麼優秀，充滿了無限的敬佩和深深的感激。如果不是他的勇敢和沉著，我們就無法穿透重重雲團，安全降落了。是四川人給了我延續至今的生命。
我現在仍會時常想起那些個難忘的日日夜夜，雖然艱辛，雖然危險，但卻充實，堅定。淚水常常伴隨著感動，伴隨著溫暖，伴隨著欣慰。因為我一次又一次地發現，四川人是那麼堅強，一次又一次地感受到，四川人是那麼善良，也一次又一次地體會到，四川人是那麼幽默。心情煩躁時，常會收到四川人編出的俏皮段子，一邊調侃老天爺，一邊調侃自己，在忍不住一笑的時候，緩解了壓力。也許只有四川人，能在這樣的大災中保持著幽默樂觀的天性。
我就在那樣特殊的日子裏，融入到四川人中。
汶川地震一週年時，我再次去往災區。當看到一排排新建的永久性住房時，我好快樂，好像自己的家人住進了新房；但看到依然有不少災民住在臨時板房裏，我又好焦慮，恨自己幫不上忙。於是，當我寫的長篇紀實散文《親歷五月》出版時，我便將此書的稿費，全部捐給了重災區綿竹的一所小學，想以此表達自己的心情，那就是作為一個四川人，我沒有忘記故鄉的父老鄉親。
眼下，汶川地震兩週年的紀念日到了。想到那些在大災中失去孩子的父母們和失去父母的孩子們，想到那些在大難中失去老師的學生們，和失去學生的老師們，我依然感到心裏有一種撕扯著的疼痛，傷口依然在流血。我想這樣的疼痛，是永遠不會淡去的，這樣的創傷，是永難癒合的。
因為我是四川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