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古稱西域，意思是中國西部的疆域，這一名稱自漢代出現于我國史籍，一直沿用到清朝統一新疆，之後改稱新疆。近代新疆各地考古發掘資料表明，還在大約距今二三千年以前的新石器時代，天山南北各地，諸如哈密的三道嶺、七角井、吐魯番盆的阿斯塔那、烏魯木齊縣的柴窩堡，以及木壘、奇臺、伊犁、庫車、巴楚、且末、于闐、皮山等地都已出現人類祖先活動的遺跡，其石器型制、打刻技術以及共存的陶器色彩、花紋與我國甘肅、內蒙、寧夏等地相近。 新疆位居東西交通孔道，歷史上十分頻繁的民族遷徒和交往，導致了新疆古代居民錯綜複雜的種係族屬和民族關係。 西域同中原地區的交往聯繫源遠流長。 很早以前，我國的絲及絲織品便中經西域遠銷南亞和歐洲，古希臘人稱中國為“絲國”。沿此以往，這條橫貫東西的貿易通道被後人統謂作“絲綢之路”。我國古史中對於西域地理歷史的真實具體記載當始自漢代，同樣也在漢代，中央政府在西域各地開始設置地方政府機構，所以，自漢代以後，西域便已是我國不可分割的組成部分。我國古史中對於西域地理歷史的真實具體記載當始自漢代，同樣也在漢代，中央政府在西域各地開始設置地方政府機構，所以，自漢代以後，西域便已是我國不可分割的組成部分。
至西漢初年，天山南北各地社會經濟已有很大發展。 西漢王朝統一西域大業是從討伐匈奴開始的。匈奴是秦漢之際在我國北方草原地區活動的一個實力強盛的遊牧民族，初弱，後強盛。匈奴對北方地，包括西域的統一管轄，結束了該地區長期以來諸遊牧部落不相統屬的分割局面，為後來全國性的統一局面形成創造了條件。 漢武帝劉徹為了打敗匈奴，鞏固其統治，決定“通西域，以斷匈奴右臂，隔絕南羌，月氏”。為此他先派張騫兩度出使西域，以加強同西域諸地的聯繫，共同對付匈奴。張騫西使加深了中原地區對西域的了解，密切了兩地之間政治、經濟聯繫，擴大了漢朝在西 域諸地的政治影響，為漢朝統一西域創造了條件。張騫第一次出使西域後不久，西元前121年漢朝大將軍霍去病大敗駐牧在河西走廊一帶的匈奴渾邪王和休屠王，漢朝在此置武威、酒泉兩郡(後改為武威、張掖、酒泉、敦煌四郡)，從而切斷了匈奴同氐、羌諸部的聯繫。爾後漢朝同烏孫的聯盟使匈奴在西域更顯孤立，西元前109年，漢軍將領趙破奴等率部西征攻破樓蘭、姑師等西域重鎮。前102年，漢軍攻破大宛城(今費爾幹納)，漢朝在西域各國中的威望大增。翌年，漢朝在西域的輪臺、渠犁等地駐兵屯田，並置使者校尉統領之。使者校尉是漢朝政府設在西域的最早的地方官員。西元前60年，駐紮西域的日逐王賢撣降漢，天山南北諸地均歸漢朝中央政府統屬。西域都護府的建立，標誌著西域諸地自此成為我們統一多民族偉大祖國的組成部分。漢朝在政治、經濟、軍事等方面加強了西域同中原地區的關係。
西漢末，外戚作亂，王莽篡權，內地政局不穩天山南北各地復陷入分裂割據狀態。東漢初年，匈奴南下，重新統治了西域各地。
西元73年，東漢王朝派遣大軍攻伐北匈奴，其中漢將竇固、耿忠等率部出酒泉，于天山一帶擊敗匈奴呼衍王部，佔據伊吾(今哈密市)。同時，竇固部將、時任假司馬的班超受命順天山南麓西行收復失地，班超以其卓越的政治、軍事家才幹，在西域各地人民大力幫助下，南征北戰，有力地穩定了西域的政治局勢，後受封為西域都護“定遠侯”。班超在任期間，還派甘英等人于西元97年出使大秦(東羅馬帝國)，其使團足跡曾抵達波斯灣，使東西方之間的交往聯繫得到進一步發展。西漢時期，隨著東西方經濟文化的交流傳播，極大地帶動促進了西域社會經濟的進一步發展。西域的農作物胡麻、蠶豆、石榴、大蒜、葡萄、苜蓿等相繼傳入內地，被譽作“天馬”的大宛馬、烏孫馬、各種毛皮也通過“絲綢之路”源源不斷地進入到中原地區。同時， 原地區的絲綢和絲織品也傳入西域並經此西傳歐洲。此外，伴隨著屯田士兵而傳入西域的先進的生產工具和農業經驗，如鐵鏵、鐵鋤等鐵制農具及代田法，還有掘井技術和冶鐵技術等。 西域的手工業，如陶器製造，毛紡織品，玉石製造業技術工藝俱有相當高的水準。漢代新疆廣泛流行漢朝的五銖錢，和田馬錢以及安息銀幣等說明瞭該地區蓬勃發展的商業水準。現有的石窟壁畫和大量的漢文記載都說明當時西域的音樂舞蹈藝術已有相當高的水準，並給內地很大影響。
魏晉南北朝時期，西域出現了社會大動蕩和民族大融合的局面。隋唐時期是我國封建社會空前繁榮、昌盛的時期。唐朝統一了西域，並在西域設立了安西大都護府和北庭大都護府，以及回鶻西遷，是這一時期西域歷史上的兩件大事。北宋時期，西域存在著高昌回鶻王國、子闐王國、喀喇漢王朝三個並立的地方政權。到了南宋時期，于闐王國併入喀喇汗王朝，但又出現了西遼王朝。1206年，蒙古汗國建立，1271年改國號為元。蒙元時期西域大部分地區為成吉思汗次子察合臺的封地。明代，西域在東察合臺汗國統治之下。明朝中葉，東察合臺汗國演變為葉爾羌汗國。元、明兩代，西域各族人民為保衛和開拓祖國邊疆、繁榮西域經濟、發展科學文化技術，作出了卓越的貢獻。
清代是我國統一的多民族國家空前鞏固和發展的時期。
18世紀中葉，清朝先後平定了準噶爾貴族和大、小和卓的叛亂，統一了新疆，並採取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治理措施，這對於我國西北疆域的最後界定，新疆各主要民族及其分佈格局的形成，以及新疆各民族之間、新疆與中原之間的政治、經濟、文化聯繫與交流，產生了深遠的影響。1771年，土爾扈特人在首領渥巴錫的帶領下回歸祖國。 乾隆二十四年(1759)後，改稱西域為“新疆”或“西域新疆”，清政府開始在新疆各地置官立府，行使中央政府對天山南北各地的管轄治理。新疆與內地的軍政體制基本一致，國家的統一局面得到進一步加強。 1840年是中國近代社會的重要分界，鴉片戰爭以後，新疆和祖國其他地區一樣，逐漸淪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新疆各族人民反地外國入侵，反對分裂以及反對封建剝削壓迫的鬥爭任務更為繁重。新疆同祖國的命運越來越密切。
第一次鴉片戰爭以後，大清王朝日益衰弱，中國領土主權遭到帝國主義的踐踏。位處祖國西北邊陲的新疆更深受沙俄侵吞之害。沙皇俄國在完成對西伯利亞的擴張之後，開始蠶食侵佔我國領土。1860年到1851年前，沙俄迫使清政府簽訂喪權辱國的《中俄北京條約》、《中俄勘分西北界約訂》和《中俄伊犁塔爾巴哈臺通商章程》。由於清朝衰落，就連毗鄰新疆的浩罕小國都有伺機吞併我國領土的野心。一些反動和卓打著“聖戰”的旗號，攻城掠地，無惡不作，給新疆人民帶來沉著災難。沙俄又藉口伊犁農民起義和阿古柏勢力威脅到俄國安全，打著保護和代守的旗號，公然出兵佔領伊犁。新疆面臨為外國瓜分侵佔的危險。清政府在經過一場所謂“海防和塞防密瓜”的爭論之後，西北防務生新得到清統治者的關注和重視。
光緒元年(1875年)，陜甘總督左宗棠受令以欽差大臣督辦新疆軍務。清軍入疆順應歷史潮流，得到新疆各族人民的擁護和支援。至光緒三年底，清軍已陸續收復到天山南部諸地，阿古柏的侵略政權覆沒。光緒七年二月，清政府使臣曾紀澤(曾國藩之子)經過與沙俄艱苦的談判，幾經週折，雙方簽訂《中俄伊犁條約》，條約議定次年沙俄軍隊撤出伊犁，中國以賠款和允許俄商在新疆貿易不納稅，俄國在嘉峪關和吐魯番設領事作為代價。1882年，伊犁終於回到祖國的懷抱。
光緒十年(1884年)，清政府發佈新疆建省上諭，劉錦棠被任命為首任新疆巡撫。將迪化直隸州升為府，新疆軍政中心由伊犁移到烏魯木齊。實行以軍府制為主體的多元性行政管理體制到單一郡縣制的轉換，使新疆行政建置與內地趨於一致。清朝對新疆的經營，無論是規模和範圍皆遠勝從前歷代，社會經濟得到前所未有的進步和發展。1、屯田戍邊，農墾事業規模空前。2、移民及人口增長。3、礦產資源的開發利用進入一個新的時期。4、商業貿易有一定發展。5、興辦各種文化教育事業。
清王朝進入西元20世紀後，已是窮途末路，氣數臨近，資產階級革命運動日益高漲。革命黨人的足跡，也踏上新疆的土地。1911年10月武昌起義不久，新疆革命黨人劉先俊等人計劃于迪化城策動起義。因叛徒出賣而失敗。翌年，以楊纘緒、馮特民、李輔黃為首的革命黨人在伊犁起義成功。宣告清朝在伊犁反動統治的結束。之後因清朝宣統皇帝退位，袁世凱命楊增新為新疆都督，楊增新採用軟硬兼施的手段，迫使革命黨人妥協，資產階級領導的伊犁起義失敗。但伊犁起義作為新疆各族人在資產階級革命影響下發動的旨在推翻清王朝，埋葬封建專制制度的偉大革命鬥爭功不可沒。伊犁起義還激發了新疆各族人民反帝愛國鬥爭的熱情和鬥志。楊增新竊取伊犁起義成果，擔任新疆都督後，實行專制獨裁統治，製造民族不合，推行愚民政策，鎮壓不同意見。遭到社會各界的反對。在統治新疆17年後，終於死於統治集團內訌。
1928年，愚昧不堪的金樹仁繼新疆都督，社會動亂進一步加深。1933年末，金樹仁被迫出逃。陰險狡詐的封建軍閥盛世才接任都督，開始他長達10年之久的反動統治。
1933年是新疆的多事之秋。以穆罕默德·伊敏為首的大突闕主義分子妄圖分裂祖，破壞國家統一，但由於人心向北，幾個月後就覆滅了。盛世才是一個典型的反動政客。擺出一付積極治理新疆的虛偽面孔，積極發展同蘇聯的聯繫，妄圖利用蘇聯人的支援保持自己“新疆王”的獨裁地位。在一些進步青年的影響和蘇聯的幫助下，盛世才于1936年形成“反帝、親蘇、民平、清廉、和平、建設”的“六大政策”。1937年，盧溝橋事變後，中國共產黨為了團結一切力量共同抗日，同盛世才結成抗日民族統一戰線。1937年10月，盛世才同意我黨在迪化成立八路軍辦事處，滕代遠任主任。隨後，黨中央派遣了一百多位黨員來疆工作。
中國共產黨人在新疆工作取得的成就使盛世才十分不安，1939年有意製造磨擦，冷淡關係。1941年德國法西斯發動侵蘇戰爭，盛世才錯誤估計形勢，公開與蘇聯、中共徹底決裂。製造所謂“四一二陰謀暴動案”捕殺中共黨員，殘酷殺害陳潭秋、毛澤民、林基路等中共黨員，拋棄六大政策，投向國民黨蔣介石。新疆淪入國民黨反動統治之下後，各族人民生活日益惡化，階級矛盾，民族矛盾更加尖銳。政治局勢的惡化孕育了三區革命風暴。三區革命是在國內外形勢影響下，在蘇聯的支援和進步知識分子領導下的新疆各族人民反對盛世才和國民黨反動統治的民族解放運動。
1943年3月，國民黨政府發佈命令要求各族人民捐獻一萬匹軍馬，交不出就按就出市場價格一倍的馬價交現金。1944年8月，尼勒克縣牧民首先發動反對“獻馬運動”的武裝起義。成立“東土耳其斯坦共和國”臨時政府。1945年初，革命軍打敗國民黨。同年，三區民族軍正式成立。
1945年8月14日，日本宣佈無條件投降，同一天《中蘇友好同盟條約》在莫斯科簽字。國內外和平的呼聲越來越強烈，蔣介石派張治中到新疆同三區革命政府進行和平談判。1946年1月，雙方簽訂11項和平條款，根據條款規定，改組新疆省政府，成立由三區革命代表、七區代表和國民黨中央代表共同組成的新疆省聯合政府，張治中任新疆省聯合政府主席，阿合買提江、包爾漢任副主席，阿巴索夫任副秘書長。糾正三區革命初期的一系列錯誤，拋棄了“東土耳其斯坦”的旗號，團結新疆各族人民，使革命走上正確軌道。
1946年，國民黨反動派發動內戰，破壞和平。導致新疆省聯合政府破裂。 然而，國民黨反動派悍然發動內戰，並不能阻擋中國人民推翻三座大山的歷史步伐。1949年，人民解放軍已解放了全國大部分地區，國民黨政權土崩瓦解。1949年秋，黨中央派遣鄧力群到伊犁與三區革命政府聯繫，三區革命政府涌躍響應。1949年9月，新疆警備司令陶峙岳、新疆省政府主席包爾漢分別通電起義，新疆宣告和平解放。接著王震將軍率領中國人民解放軍第一野戰軍第一兵團進駐新疆。1949年10月1日，新疆各族人民同全國人民一起，迎來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中國的歷史，從此開闢了一個新時代。”
新疆和平解放後，遵照中央的意見，在中共中央新疆分局的部署下，在全疆開展了黨的民族政策的學習和宣傳活動。1952年9月，新疆一屆二次人民代表大會通過了《關於執行〈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族區域自治實施綱要〉的決議》，成立了新疆民族區域自治籌備委員會。籌委會成立後，依照《實施綱要》的原則，結合新疆實際，制定了《新疆民族區域自治實施計劃》和《新疆民族區域自治實施辦法》，並獲中央批准。隨後，新疆先從維吾爾族以外的其他民族開始由小到大建立各級民族自治地方。從1953年9月至1954年11月，先後建立10個鄉級自治區；焉耆回族、察布查爾錫伯族、木壘哈薩克族、和布克賽爾蒙古族、塔什庫爾幹塔吉克族、巴裏坤哈薩克族6個縣級自治區；巴音郭楞蒙古族、克孜勒蘇柯爾克孜族、昌吉回族、博爾塔拉蒙古族、伊犁哈薩克族5個專署和行署級自治區。1955年2月，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規定，將鄉級自治區改為民族鄉，縣級自治區改為自治縣，專署和行署級自治區改為自治州。1955年10月1日，省一級的新疆維吾爾自治區正式成立。至此，在新疆建立各級民族自治地方的任務圓滿完成。
改革開放以來，堅持和完善民族區域自治制度繼續成為我國的一項重要任務。新疆在這些方面取得了顯著成績：第一，地方立法工作取得重要進展。一批法規和決議的制定，為自治權的行使提供了強有力的法律保障。第二，逐步恢復並新建了43個民族鄉，從而對民族區域自治制度在新疆的實施起到了重要的補充作用。第三，加大了少數民族幹部的培養和使用力度。目前，新疆少數民族幹部已由解放初期的3000多人發展到現在的34.8萬人，佔自治區幹部總數的51.8%。自治區、自治州、自治縣的主席、州長、縣長已全部由實行民族區域自治的民族公民擔任。同時，各級民族自治地方人大常委會主任、法院院長、檢察院檢察長絕大多數也由實行民族區域自治的民族公民擔任。第四，少數民族語言文字在司法、行政、教育、新聞、出版、廣播、電視等領域和社會生活中得到廣泛使用；少數民族傳統文化得到繼承、保護和發展；少數民族教育體系已基本建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