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治區九屆人大二次會議把3月28日確定為“西藏百萬農奴解放紀念日”，這是西藏人民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這一天是西藏人權史上、社會發展史上的偉大轉折。
50年前的3月28日，周恩來總理髮布國務院命令，解散西藏地方政府，由西藏自治區籌備委員會行使地方職權。從這一天開始,隨著平叛和民主改革的進行,西藏發生了一系列偉大的轉折:
——政權性質的偉大轉折。埋葬了政教合一的封建農奴主階級的專制政權，建立起人民民主的新政權。西藏地方政府的解散，有兩大歷史意義：其一，它說明代表三大領主壓迫剝削廣大勞動人民的封建農奴制政權走到了盡頭，這個政權的滅亡是歷史的必然；其二，封建農奴制度滅亡的同時，又是西藏百萬農奴的新生，他們從此走上了翻身解放的廣闊道路。
在封建農奴制度下，廣大農奴和奴隸為什麼受壓迫、遭蹂躪？因為“印把子”和“刀把子”即政權和軍隊掌握在農奴主階級手中，三大領主憑藉政權和軍隊為所欲為，隨意侵犯和剝奪農奴和奴隸的人權。平息達賴集團發動的全面武裝叛亂，農奴主階級欺壓農奴的“刀把子”不復存在。在黨的領導下，廣大農奴和奴隸行動起來，建立起為自己撐腰的人民政權，把“印把子”掌握在自己手中。
資料圖片：選舉產生的乃東縣委在研究全縣工作（圖片來源：國家民委網站）
1959年7月5日，乃東縣凱松溪卡以朗生、堆窮為主，成立了西藏第一個鄉級農民協會。同年7月19日，乃東縣成立西藏第一個縣級農民協會。此後西藏各地按照凱松的經驗和步驟，先後成立了鄉、縣級農民協會。農民協會代行基層政權的職權。1960年底，全區成立鄉級政權1009個，區級政權283個；78個縣（包括縣級區）和8個專區（市）成立了人民政權。4400多名翻身農奴出身的基層幹部逐步成長起來，本地藏族幹部和其他少數民族幹部總數增加到1萬多人，其中鄉級幹部全是藏族，區級幹部90%以上是藏族，300多名藏族幹部擔任了縣以上領導職務。政權性質的改變，為廣大農奴和奴隸翻身解放提供了前提條件，為他們擁有人權、享有人權、發展人權提供了根本保證。從此，西藏由專制走向民主。
——所有制的偉大轉折。廢除了三大領主獨佔生產資料的所有制，建立起勞動者個體所有制。舊西藏的全部耕地、牧場、森林、山川、河流、河灘以及大部分牲畜都由官家、貴族、寺廟上層僧侶佔有，他們被稱為西藏的“三大領主”。三大領主及其代理人構成農奴主階級，約佔西藏人口的5%。佔西藏人口95%的農奴和奴隸沒有生產資料，靠耕種農奴主的土地艱難維持生計。
資料圖片：山南地區乃東縣農民舉行“三反雙減”大遊行（圖片來源：國家民委網站）
這種所有制形式是農奴主階級剝奪和侵犯農奴和奴隸人權的經濟基礎。到1959年秋冬，這種極不合理、極不人道的所有制形式被徹底改變了。民主改革中完成“三反雙減”（即反對叛亂、反對烏拉差役、反對奴役,減租、減息）的西藏農區，先後進入分配土地階段。土地分配中盡可能滿足貧苦農奴和奴隸對土地的要求，對中等農奴（包括富裕農奴）原來耕種的農奴主的土地，原則不動，只對少數富裕農奴耕地超過當地每人平均土地一倍以上的，經過協商進行調劑；對自願還俗的僧尼和被俘或投降後釋放回鄉的參加叛亂的貧苦農奴，與農奴和奴隸一樣分給一份土地和其他生產資料。1959年底，西藏已有57個縣、74萬人口的地區，開展了民主改革運動，有32個縣、約43萬人口的地區完成了土地改革。1960年10月，西藏全區基本上完成了土地改革工作。共沒收和贖買農奴主土地280多萬克（約合280多萬畝），分給無地的農奴和奴隸20萬戶、80萬人。1961年初，自治區籌備委員會頒發了土地所有證。生產資料所有制性質的改變，徹底瓦解了封建農奴制度的經濟基礎，為廣大農奴和奴隸擁有和行使人權提供了物質保證。
——人身地位的偉大轉折。廢除了三大領主對農奴階級的人身奴役，廣大農奴和奴隸獲得了人身自由，成為掌握自己命運的主人。舊西藏的農奴佔人口的90%，分為“差巴”和“堆窮”，差巴是領種份地（差地）支差的人。堆窮意為小戶，有的是外來的逃亡戶，有的是種內差地的“朗差”。還有大約5%的奴隸，稱之為“朗生”，也就是家內奴僕。“差巴”、“堆窮”、“朗生”被束縛在農奴主的莊園裏，毫無人身自由。這種人身依附關係，使廣大農奴和奴隸成為農奴主的私有財產，毫無人權可言。三大領主隨意支配農奴，用於賭博、抵債、贈送、轉讓和買賣。農奴的婚姻必須取得領主的同意，不同領主的農奴婚嫁要繳納“贖身費”。農奴生小孩要到領主那裏繳納出生稅，登記入冊，註定終身為奴。農奴若被迫流落外地謀生，要向原屬領主交“人役稅”，持已交人役稅證明，才不至於被當作逃亡戶處理。
資料圖片：西藏各地群眾開展訴苦運動（圖片來源：國家民委網站）
民主改革中，中共西藏工委始終堅持放手發動群眾，依靠勞動人民，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廢除了封建農奴制度。在黨的領導下，廣大農奴和奴隸紛紛行動起來，吐苦水、挖窮根、燒燬賣身契，用自己的雙手搬掉了千百年來壓在頭上的大山。農區、牧區、城鎮先後廢除了人身依附關係。1961年1月，寺廟民主改革結束後，所有寺廟均選出管理委員會，廢除了封建特權，實行民主管理。廢除農奴主佔有農奴人身的特權，是偉大的革命，是西藏農奴階級獲得人權的根本標誌，開創了勞動人民自由自主生活的新時代。
——經濟地位的偉大轉折。廢除了烏拉差役和高利貸剝削，翻身農奴第一次享受自己的勞動成果。烏拉差役和高利貸剝削，使農奴和奴隸的勞動成果喪失殆盡，嚴重威脅著他們的生存權。農奴主對農奴的剝削，主要形式為“差”。這是一種包括徭役、賦稅、地(畜)租在內的含義十分廣泛的差稅總稱，統稱烏拉差役。僅西藏地方政府徵收的差稅就達200多種。農奴為地方政府和莊園領主所支的差，一般要佔農奴戶勞動量的50％以上，有的高達70%至80％。農奴主剝削農奴的另一種主要方式就是高利貸。三大領主都是大大小小的高利貸剝削者。歷代達賴喇嘛設有專管自己放債的機構“孜布”和“孜窮”。西藏地方政府設有為數不少的放債機構，其下屬的基巧、宗政府都放高利貸，放債、收息成為各級官員的行政職責。西藏的大小寺廟沒有不放債的。高利貸盤剝的收入佔拉薩三大寺（哲蚌寺、色拉寺、甘丹寺）總收入的25%至30%。貴族絕大多數也放高利貸，債息在其家庭收入中一般要佔15％至20%。農奴為了活命只好舉債，欠債的農奴要佔農奴總戶數的90％以上。高利貸年利率一般都很高，向寺廟借錢利率為30％，借糧利率為20％或25％；向貴族借錢利率為20％，借糧利率為20％或25％。高利貸利滾利，造成永遠還不完的“子孫債”和以借貸人、擔保人全部破產而告終的“連保債”。
資料圖片：翻身農奴在民主改革中分到牲畜（圖片來源：國家民委網站）
1959年7月1日，農區實行民主改革，開展“三反雙減”運動，對未參加叛亂的封建領主出租的土地，由原來收取佔收穫物一半以上的租額，減為二成，領主與佃戶二八分成。到1959年下半年，西藏51個縣的650多個相當於鄉的地方、45萬農業人口完成了“三反雙減”運動。山南、拉薩等5個地區共廢除三大領主的高利貸債務合糧食850萬克（約合2.3億市斤）,減租減息折糧30萬克，共計折合糧食1.23億公斤,翻身農奴每人平均債務就免除糧食750公斤。拉薩、山南等地解放朗生2萬多人，發放安家糧58萬克，他們還分到了房屋、農具以及生活用品。牧區廢除名目繁多的烏拉差役，廢除農奴主及其代理人借給牧民的高利貸。1961年上半年，西藏牧區28萬人口中，有25萬人口開展了“三反兩利”（反叛亂、反烏拉、反奴役和牧工牧主兩利）工作。隨著民主改革的完成，烏拉差役和高利貸剝削退出歷史舞臺，勞動成果歸勞動者所有，極大地維護了百萬翻身農奴的生存權和發展權。
——法律地位的偉大轉折。廢除了維護農奴主階級利益的法典，建立起保障人民當家作主權利的法律制度。舊西藏的《法典》是三大領主剝奪人權、統治人民的工具。《法典》把人劃分為三等九級：“人分上中下三等，每一等人又分上中下三級。此上中下三等，係就其血統貴賤、職位高低而定。”上等人是為數極少的大貴族、大活佛和高級官員；中等人是一般僧俗官員、下級軍官以及三大領主所豢養的代理人；下等人是佔西藏總人口95%的農奴和奴隸，他們沒有任何人權。
《法典》關於殺人賠償命價律中規定：“人有等級之分，因此命價也有高低。”上等上級的人如王子、大活佛，其命價為與屍體等重的黃金；而下等下級的人如婦女、屠夫、獵戶、匠人等， 其命價僅為草繩一根。
資料圖片：正在受手械刑的農奴（圖片來源：國家民委網站）
農奴如果“觸犯”了三大領主的利益，當時的西藏地方法典規定：“按其情節不同挖其眼睛，削其腿肉，割舌，截手，推墜懸崖，拋入水中，或殺戳之，懲戒將來，以儆效尤。”而廣大農奴和奴隸的權利，法典則沒有絲毫保障，遭到迫害的農奴和奴隸甚至連喊冤都是非法的。法典規定：“向王宮喊冤，不合體統，應逮捕械擊之；不受主人約束者拘捕之；偵探主人要事者拘捕之；百姓碰撞官長 者拘捕之。”法典還規定：凡僕人反抗主人，而主人受傷較重的，要砍掉僕人手和腳；如果主人打傷僕人，醫療即可；如打傷活佛，則犯了重罪，要挖眼、剁腳、斷手或處以各種各樣的極刑。
西藏民主改革廢除了摧殘人性、極其野蠻殘酷的舊法典，建立起了保障人民當家作主的法律制度。我國法律明確規定，年滿18周歲的公民，不分民族、種族、性別、職業、家庭出身、宗教信仰、教育程度、財產狀況和居住期限，都有選舉權和被選舉權。他們直接選舉縣、區、鄉、鎮人民代表大會的代表，這些代表又選舉出席全國和自治區、市人民代表大會的代表。通過各級人民代表大會，人民行使管理國家和地方事務的權利。
資料圖片：選民們手持選民證和哈達（圖片來源：國家民委網站）
1961年4月，西藏各地鄉一級基層普選開始，百萬翻身農奴穿著節日盛裝，手捧哈達，興高采烈地參加投票，行使自己的民主權利。當選為西藏第一個農民協會主任的尼瑪次仁，曾經是西藏地方政府噶倫索康·旺青格勒溪卡的農奴。旺青格勒曾說：“尼瑪次仁是我的財產，我願意把他揉成團裝在口袋裏，隨我；我高興把他拉成條圍在腰上也由我。”民主改革後，尼瑪次仁說，現在有法律保障我的人身自由，我再也不是誰的私人財產，活得心裏真敞亮。尼瑪次仁的經歷是百萬農奴由農奴成為主人的真實寫照。1965年8月，西藏鄉縣選舉工作完成，有1359個鄉、鎮進行了基層選舉，有567個鄉、鎮召開了人民代表會議代行人民代表大會職權，全區約92％的地方建立了以翻身農奴為主的鄉人民政權，54個縣召開了第一屆人民代表會議，選出了正副縣長，建立了縣人民委員會。當時，江孜縣的選民還把選民證稱作“當家作主證”。社會主義法律體系在西藏的建立，為廣大人民擁有和行使人權提供了法律保證。
——宗教信仰上的偉大轉折。民主改革前，代表農奴主階級核心價值觀念的宗教,直接掌握在農奴主階級手中，宗教信仰具有明顯的強制性，成為其麻痹人民的工具。在政教合一的舊西藏，宗教勢力一方面通過行政權力，對農奴和奴隸進行今生統治；另一方面，通過宗教特權，以對農奴和奴隸的來世進行賞罰為名，實施精神恐嚇。由於歷史文化的原因，西藏很多農奴和奴隸信奉藏傳佛教，相信來生轉世說，而統治階級正利用了這一點為自己服務。英國人埃德蒙·坎德勒在《拉薩真面目》一書中寫道：“因為西藏人虔信他們那種形式的佛教，強大的僧侶勢力掌管一切。”事實上，舊西藏的絕大多數普通僧侶同樣沒有擺脫農奴身份，所謂“僧侶勢力”是被極少數上層僧侶和僧侶化的貴族所把持。埃德蒙在書中還寫道，“你下輩子是人還是豬，難道對你沒有什麼關係嗎？達賴喇嘛能保你投胎成人，當大官，或者更好一些——在一個佛教興盛的國度裏當大喇嘛”，相反，如果你不聽他們的，會世世代代不得轉世。僧侶勢力就是採用這種精神恐嚇，來維護他們政教合一的統治。
三大領主為了使封建特權神聖化，從精神上奴役人民，凡是與統治階級意志相違背的任何新思想、新文化和科技知識都被視為異端邪說，從而禁錮了人們的思想，阻礙了教育的普及和科學文化的發展。民主改革後，西藏實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實行政教分離，廢除一切封建特權，規定宗教不得干預政治、經濟、文化和社會生活，由此宗教信仰成為信教群眾的私事，百萬翻身農奴從政教合一的精神枷鎖中解放出來，創造美好生活的熱情迸發出來。
——教育權利的偉大轉折。舊西藏的文化教育是為三大領主服務的，而且非常落後，沒有一所近代意義上的學校，全區僅有2000余名僧侶和貴族子弟在舊式官辦學校和私塾學習，農奴和奴隸被剝奪了接受文化教育的權利。曾經創造燦爛古代文化的西藏人民，和平解放前文盲率高達95%以上。實行民主改革，人民政府致力於教育事業。民主改革後的兩年，西藏新增公辦小學和夜校600所，2萬多名翻身農奴的孩子第一次踏進校門，學習藏漢語文和政治、科學知識。百萬翻身農奴享有受教育的權利，素質普遍提高，這為人權事業的發展提供了必不可少的文化條件。
資料圖片：農奴的孩子第一次踏進校門，學習知識（圖片來源：國家民委網站）
上述七個方面的偉大轉折，歸結到一點，就是結束了佔西藏人口95%的農奴和奴隸沒有人權的歷史，使廣大農奴和奴隸徹底翻身解放，當家作了主人。而這一切都始於那個偉大的日子——1959年3月28日。
50載滄桑巨變，西藏經歷了從黑暗走向光明、從落後走向進步、從貧窮走向富裕、從專制走向民主、從封閉走向開放的光輝歷程。然而，達賴集團卻頑固堅持“西藏獨立”的立場，鼓吹封建農奴制度是“最美妙、最神聖的制度”，散佈“西藏沒有人權”，“沒有宗教信仰自由”，“西藏的傳統文化正在毀滅”等謬論，其目的是否定民主改革的偉大成果，恢復其在西藏的統治。
“無邊落木瀟瀟下，不盡長江滾滾來”。西藏各族人民已從民主改革50年來西藏的發展變化和人權的巨大進步中深切體會到，沒有民主改革，就沒有社會主義新西藏；沒有民主改革，就沒有今天的幸福生活。達賴集團篡改歷史，企圖讓西藏社會倒退到50年前，只能是枉費心機。
“沉舟側畔千帆過，病樹前頭萬木春”。民主改革50年來的事實證明，達賴是圖謀“西藏獨立”的分裂主義政治集團的總頭子，是國際反華勢力的忠實工具，是在西藏製造社會動亂的總根源，是阻撓藏傳佛教建立正常秩序的最大障礙。西藏人民要鞏固民主改革的偉大成果，創造更加幸福的美好生活，就必須旗幟鮮明地反對分裂，堅定不移地推進科學發展、推進長治久安。
“日出江花紅勝火，春來江水綠如藍”。西藏民主改革50年來的實踐證明，沒有共產黨，就沒有社會主義新西藏。中國共產黨是西藏人權事業的建設者、捍衛者、發展者，是西藏各族人民根本利益的忠實代表。只有堅持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堅持社會主義制度，堅持民族區域自治制度，才能開創西藏更加美好的未來。（藏宣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