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西藏民主改革50週年，也是西藏自治區設立“西藏百萬農奴解放紀念日”的第一年。對於紀念日的設立，我是衷心擁護和熱誠歡迎的。因為，它就是我自己的節日，是民主改革改變了我的命運。
我1948年出生於拉薩郊外堆龍德慶縣的一個世代為差巴的家庭。在我出世後不久，西藏就獲得了和平解放。但當時西藏上層的一小部分反動分子並沒有打算真的執行有利於西藏發展的《十七條協議》，甚至處處進行各種阻撓和破壞。因此，雖然當時我們黨依照《十七條協議》的有關規定，採取多種措施促進西藏地方的社會經濟發展：極力改善人民的生活，發展西藏民族的語言、文字和教育，並在拉薩等地開辦了幾所小學，招收各階層的小孩入學，但在少數反動分子的鼓動下，拉薩等地謠言四起。這些沒能阻止我去接近黨和人民解放軍。
1958年的一天，我毅然去了我黨創辦的拉薩第二小學。幾位老師看見了我，就前來詢問。我向他們說明瞭我想上學的意願，並再三懇求收下我，老師問明瞭我的情況之後告訴我說應徵得家裏的同意才可以。當時天色已晚，老師便留我在學校住宿。我在學校度過了激動的一晚之後，第二天便迫不及待地跑回鄉下奶奶家，把事情的原委告訴了她，並帶她到學校見那位老師。學校的老師徵求了奶奶的意見以後，二話沒說，就把我留下來了。也就是從那一天起，我開始了自己的求學生涯。從小學到中學、大學期間的所有費用全部由黨和人民提供。
我入校的第二年，也就是1959年,西藏上層少數反動分子在帝國主義勢力的策動下，發動了可恥的武裝叛亂。但是，叛亂分子的圖謀並沒有得逞。駐藏人民解放軍在西藏各族人民的支援下迅速平息了叛亂，並同時在西藏進行了轟轟烈烈的民主改革。
那一年，我因年齡和學識的關係，尚不能真正理解民主改革對於西藏所具有的重大歷史意義，但是人們臉上那喜氣洋洋的笑容，和骨子裏所散發出的那種從此當家作主、獲得做人尊嚴的精神面貌，卻是我親眼見到和親身感覺到的。事實上，正如人們所評價以及我後來長大自己所認識到的那樣，推翻西藏封建農奴制度和實行民主改革，是具有劃時代意義的。它不僅是西藏百萬農奴的新生，而且是人類文明的勝利。
我在1958年入學後，在老師們的精心培養和我個人的努力下，用5年的時間讀完了小學，並於1963年考入了拉薩中學。1969年，我和幾名同學應徵入伍到林芝，在綠色軍營接受生活的洗禮。入伍一年多後，部隊黨組織把我吸收為黨員，並破格提拔我為連隊文書。
1971年底，部隊選派我到中央民族學院學習。我是該校的首批工農兵學員之一。我當時有一個決心，那就是進來時的空袋子，出去時一定要裝個滿。老師們給我們授課也非常認真，並非常關心我們的課外生活。學生有什麼困難，老師就千方百計地幫助解決。
1978年，我國恢復了中斷十幾年的招收研究生制度。那時我在國家民族語文翻譯局工作。本來我沒打算考研究生，自己想：去報名參加考試也不可能考上。但我的老師姚世珍教授，貢噶、格桑居美、耿予芳、佟錦華、土旺等教授鼓勵我報考古典藏文專業，並說考不上也沒有關係，能找出自己的不足，今後也有個努力的方向。我聽從了老師們的建議，報考了古典藏文專業。經過一段艱苦的復習準備，我順利地考上了研究生。
1981年底畢業時，我自願要求回到西藏工作，被分配到西藏社會科學院工作至今。
可以說，多年來的時光，我並沒有虛度。我在自己的科研崗位上取得了一定的成績，黨和人民也給了我許多榮譽。但我深知自己從黨和人民那裏得到的太多，從社會獲得的太多，而我自己付出的又太少太少。
今年我已經61歲了。回顧我已走過的這60多年的歲月，可以說，沒有共產黨，沒有西藏的和平解放，就不會有我人生的幸福成長；而沒有1959年的民主改革，我和西藏絕大多數的農奴一樣，就不可能真正爭得做人的權利和尊嚴，更不用說我能成為一名知識分子，而且是一名倍受黨和人民關懷、栽培的高級知識分子。因此，是共產黨、是西藏的和平解放和民主改革徹底改變了我的命運。（西藏自治區社會科學院 格桑益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