達賴集團鼓噪“西藏問題”國際化的鬧劇，人們並不陌生，同樣，對其老調重彈的表演，人們也不會感到意外。
眾所週知，所謂“西藏問題”實際上是近代以來西方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的產物。說到底就是圖謀製造“西藏獨立”，以企達到分裂中國的目的。近幾十年來，西方反華勢力出於改變中國社會政治制度和遏制中國發展需要，授予達賴“諾貝爾和平獎”，將達賴包裝成“非暴力主義者”、“宗教領袖”、“人權衛士”，利用達賴作為政治籌碼，極力炒作“西藏問題”，早早地就暴露了他們不可告人的險惡用心。
翻開“藏獨”的罪惡賬本，達賴及其追隨者叛逃國外後，一刻也沒有停止過分裂祖國、破壞西藏發展的罪惡勾當。自上世紀50年代末開始，達賴集團就一直妄圖將“西藏問題”國際化。一方面，達賴集團假借西方反華勢力炮製的“西藏問題”“借殼上市”，目的就是以此為“藏獨”尋找國際靠山，妄圖恢復早已被廢除的封建農奴制統治地位和特權。另一方面，為了迎合西方價值體系和政治潛流，心甘情願充當西方反華勢力的忠實走狗，以企達到“自我價值”的最高實現。為此他們費盡心機，以宗教為幌子，流竄各國，大肆宣傳“藏獨”言論，以發表演講、舉行記者招待會為名，以出訪為藉口，串通某些政要、議員，到處兜售根本不存在的“西藏問題”，肆意歪曲西藏的歷史和現狀，大肆散佈“西藏文化滅絕論”、“缺乏宗教信仰自由”以及“民族不平等”等等無恥謊言。
資料圖片：被舊西藏地方政府割斷一隻手的牧民（圖片來源：國家民委網站）
達賴不應該忘記，五十年前在他統治下的舊西藏，是比歐洲中世紀還要黑暗的政教合一的封建農奴制社會，佔人口不到5%的三大領主控制著佔人口95%以上農奴的人身自由，斷手、剁足、割舌等嚴刑酷罰，使農奴連生存權都無法得到保障。是和平解放、民主改革，讓昔日的農奴成為有尊嚴、有人權的公民，西藏人口由1951年的114萬多增加到今天的280多萬，五十多年來，國家累計給西藏的財政補貼達到上千億元，現在義務教育、農牧區醫療制度和最低生活保障制度覆蓋全區。在這樣的歷史和現實面前，達賴集團有什麼資格奢談“西藏人權問題”。
資料圖片：2008年6月12日，西藏達孜縣人民醫院的護士央宗正在了解病人的醫療賬戶本使用情況。新華社記者 覺果 攝
“西藏問題”也不是什麼“宗教問題”。如果西藏“缺乏宗教信仰自由”，那麼怎麼解釋西藏現有的上千座各大寺廟和幾萬名僧侶？怎麼解釋西藏每年成千上萬名信眾到拉薩朝佛敬香？怎麼解釋那隨處可見的經幡和瑪尼堆？
資料圖片：3月29日，幾名藏族群眾冒雪轉机嘛呢堆。新華社記者 楊壽德攝
達賴集團大肆鼓噪所謂的“民族不平等”更是荒誕不經。且不說五十多年來我們國家大力扶持藏醫、藏藥，投入鉅資按照“修舊如舊”的原則維修布達拉宮、薩迦寺等主要文物，組織專門機構、撥出專項經費搶救和保護西藏優秀傳統文化。為了讓西藏人民與現代文明同步，國家組織專家攻關，使藏文在我國少數民族文字中成為第一個具有國際標準、獲得具有全球資訊高速公路通行證的文字。
資料圖片：拉薩大昭寺內供奉的釋迦牟尼12歲等身像，得到很好的保護（2月16日攝）。新華社記者 覺果 攝
達賴集團鼓噪的“西藏問題”的核心便是他們精心炮製的“中間道路”。自達賴提出“中間道路”以來，雖因形勢變化而多有偽裝，但萬變不離其“藏獨”之宗。從1987年的“五點和平計劃”和1988年的“七點新建議”，到後來的“大藏區”、“高度自治”，再到“真正自治”，從這個清晰的“西藏獨立路線圖”可以看出，達賴謀求“西藏獨立”的用心從未改變，其“中間道路”的虛偽性和欺騙性更是一目了然。
“西藏問題”到底是什麼問題，其實非常清楚。達賴集團不過是打著各種“問題” 的幌子，圖謀“西藏獨立”。這一切可以從他們至今未變的“中間道路”上看出，可以從他們否認西藏現行政治制度、謀求歷史上根本不存在的“大藏區”看出,可以從他們祈求的所謂“高度自治”看出。
達賴集團多年來極力兜售的謊言和伎倆，越來越被國際社會所識破。歐洲議會歐中友好小組主席德瓦就曾說過“許多歐洲議員是在不了解西藏曆史和現狀的情況下對涉藏決議投票表決的”。印度《教徒報》總編拉姆指出“所謂‘西藏問題’是流亡海外的達賴本人為謀求‘藏獨’而虛構的。”
“西藏問題”根本不是什麼人權問題、宗教問題、民族問題，而是一個涉及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的問題。達賴集團應該明白，“西藏問題”只是西方反華勢力用來遏制中國發展的一顆棋子。用子虛烏有的“西藏問題”在國際社會招搖撞騙、混淆視聽，最終只能是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用“西藏問題”這根救命稻草是永遠救不了命的。（西藏日報評論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