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宵愛情篇：《生查子》情往似贈 興來如答
去年元夜時，花市燈如晝。
月到柳梢頭，人約黃昏後。
今年元夜時，月與燈依舊。
不見去年人，淚濕春衫袖。
南宋時越州有個“輕俊標致的秀士”張舜美，一次在杭州“逢著上元佳節”外出觀燈，“遙見燈影中一丫鬟，肩上斜挑一盞彩鸞燈，後面一女子冉冉而來”。女子約他次日在十官子巷相會，兩情既洽，共擬潛奔，誰知“出得第二重門，被人一涌，各不相顧”。張舜美誤以為女子溺水而死，悲悼成疾。“瞬息又是上元燈夕”，他追思往事，仍去十官子巷，“可憐景物依然，只是少個人在目前”，悶悶回到房裏，“因誦秦少遊學士所作《生查子》詞”。這首詞就是：
去年元夜時，花市燈如晝。月在柳梢頭，人約黃昏後。今年元夜時，月與燈依舊，不見去年人，淚濕春衫袖。
經過一些曲折，張舜美後來還是與那個女子團聚了。
這個故事見於明熊龍峰所刻宋元話本《張生彩鸞燈傳》，馮夢龍又編入《古今小說》，改名《張舜美元宵得麗女》。從故事中，我們可以了解到描寫上元男女約會的《生查子》詞流傳廣、影響大。
元夕觀燈與清明、寒食踏青挑菜一樣，是青年男女歡會定情的機會，自唐以來便已相沿成俗。《舊唐書·睿宗紀》載：“上元日夜，上皇禦安福門觀燈，出內人連袂踏歌，縱百僚觀之，一夜方罷。”劉禹錫的《踏歌詞》有“唱盡新詞歡不見”之句。《東京夢華錄》卷六記北宋都城汴京元宵之夜：“別有深坊小巷，……酒興融洽，雅會幽歡，寸陰可惜，景色浩鬧，不覺更闌。”南宋都城臨安亦復如此。《夢粱錄》卷一載，當時“家家燈火，處處管弦”，“公子王孫，五陵年少，更以紗籠喝道，將帶洼人美女，遍地遊賞”。可見《張生彩鸞燈傳》描寫的由元夕觀燈引起的愛情故事是有現實生活依據的，而其中所引用的《生查子》詞同樣是當時社會習俗的真實寫照。
不過，小說把《生查子》詞說成“秦少遊學士所作”，卻是弄錯了作者。秦少遊，即蘇門四學士之一的秦觀。他的詞集，無論三卷本的《淮海居士長短句》或一卷本的《淮海詞》，都沒有這首詞。清初毛晉刻《六一詞》於此詞下注：“或刻秦少遊。”其實，明沈際飛評本《草堂詩余》卷上已謂此詞“刻少遊誤”，而依楊慎《詞品》卷二署作者為南宋的女詞人朱淑真。近人況周頤《蕙風詞話》卷四引魏端禮《斷腸集序》謂朱淑真“蚤歲父母失審，嫁為市井民妻，一生抑鬱不得志”語，認為“升庵(楊慎)之說實原於此”。大約楊慎覺得行為不甚合乎封建道德規範的婦女才會寫下這樣的詞，所以他說：“詞則佳矣，豈良人家婦所宜耶？”沈際飛完全承襲此說，亦謂“調甚佳，非良家婦所宜有”。直到毛晉合刻《漱玉詞》與《斷腸詞》，跋語中還以《生查子》詞對朱淑真“為白璧微瑕”。用道學家眼光來看這首《生查子》詞，而將作者定為所謂“行止失檢”的某女詞人，元初方回已開其端了。他在《瀛奎律髓》卷十六評白居易《正月十五夜月》詩時說：“三四(春風來海上，明月在江頭)佳句也，如李易安‘月上柳梢頭’，則詞意邪僻矣。”李易安即李清照。南宋道學之風日熾，王灼《碧雞漫志》卷二，即聯繫李清照改嫁事，謂其“晚節流蕩無依，作長短句……閭巷荒淫之語，肆意落筆”。所以，方回因《生查子》“詞意邪僻”，便想當然地嫁名于李清照。看來，《生查子》詞作者之所以出現歧異，是與對作品本身的認識、評價有關的。說是秦觀所作，也因為秦觀“疏蕩之風不除”(《碧雞漫志》卷二)，寫了“銷魂，當此際”的句子，曾被指為“卻學柳七作詞”(《歷代詩余》卷一百十五引《高齋詩話》)，還有“怎得花香深處，作個蜂兒抱”之類，“亦近似柳七”(彭孫遹《金粟詞話》)；柳七即柳永，而柳永是“好為淫冶謳歌之曲”(吳曾《能改齋漫錄》卷十六)的。
實際上，這首詞是歐陽修的作品。歐陽修雖被稱為“一代儒宗”，但他的詞，包括一些詩篇，卻不乏愛情的描寫。他並不象從前正統文人所頌揚的那樣道貌岸然，也不象今天有些研究者所批評的那樣在詞中暴露了封建士大夫生活腐朽的一面。他的詞表現青年男女的愛情生活，雖不能說具有何等鮮明的反封建意義，但在排斥愛情的禮教統治時代，還不免使得頭腦冬烘的衛道者們感到有礙于風化，而盡力為他洗刷，說是“亦有鄙褻之語一二廁其中，當是仇人無名子所為”(吳師道《吳禮部詩話》)。實則這些詞正反映了作為文壇領袖的歐陽修思想上頗為通達，創作上頗重情致。《生查子》詞便是如此。
宋人元夕詞多描寫節日遊樂，但往往停留于“帝裏風光”的繁華，藉以粉飾現實，點綴昇平。至於青年男女在元夕的愛情活動，則只是側面地有所反映，作為節日景象的陪襯。在宋人元夕詞中正面集中地描寫男女愛情的作品為數甚微，而象歐陽修的《生查子》詞就更是吉光片羽了。
《生查子》詞反映的是一種民間習俗，同時體現著一些民歌情調。“人約黃昏後”有似乎“月出皎兮，佼人僚兮”(《詩經·陳風·月出》)，“不見去年人”有似乎“愛而不見，搔首踟躕”(《詩經·邶風·靜女》)，而“去年”與“今年”的映照，則手法又同於“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詩經·小雅·採薇》)與“昔別春草綠，今還墀雪盈”(《子夜四時歌》)。至於以聚會與離別的今昔對比來描繪刻骨的相思，那更是民歌中較為習見的表現方式，文人多有仿傚，如劉禹錫的《楊柳枝》：
春江一曲柳千條，二十年前舊板橋。曾與美人橋上別，恨無消息到今朝。
再如施肩吾的《楊柳枝》：
傷見路傍楊柳春，一枝折盡一重新。今年還折去年處，不送去年離別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