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名：《中國為何不會統治世界》
作者：[美]孔誥烽
譯者：沈莉
出版社：中信出版集團
出版時間：2016年11月
定價：48.00
書號：978-7-5086-6587-0
前言
文/孔誥烽
1769年，法國哲學家伏爾泰曾寫道:“在中國，一切都由各大政府部門決定，它們相互制約，其擬任職的官員只有通過嚴格的審查之後才會被任用……在這樣的執政環境下，當朝天子幾乎不能武斷地使用權力……在那裏，人們的生命、榮耀和福祉都被國家法律所保護……當我們的歐洲貴族們聽到這些的時候，他們是會欣賞還是會臉紅呢？最重要的是他們要去模倣。”從今天的視角來看，伏爾泰關於中國的理想化描述看起來似乎有點兒滑稽。
歐洲啟蒙運動時期，也有一些輕視中國的哲學家，其觀點中存在很多對中國的曲解。例如，康得曾說，“美德和道德這些概念從來沒有進入中國人的腦海中”；而黑格爾也曾斷言，“中國人只對宗教祭祀和禮儀規矩有高度的興趣”。
這些歐洲啟蒙運動時期的哲人對中國帶有傳奇化或是種族主義的觀點，不能僅僅歸因于他們缺乏對早期中國的了解。因為早期的遊客、商人和傳教士都對當時中國的現狀有非常明確的記載。而且這些記載至今仍然被認為是對早期中國王朝的嚴謹記錄。啟蒙運動者對中國的曲解更多地反映了當時歐洲的政治情況。在中國“藝術風”盛行時期（chinoiserie），歐洲陶醉於中國的經濟繁榮和內部和平，這些啟蒙運動者將中國作為他們思辨的工具。伏爾泰是專制制度的強烈擁護者，他支援專制君主腓特烈大帝（Frederik the Great，普魯士國王）並視之為進步力量。他將中國描繪成專制主義最成功的典範。但是，許多啟蒙時期激進的哲學家更深信公民主權，並把中國抨擊為處於黑暗中的國家，認為中國處在專制制度下，社會和文化中存在普遍的腐敗現象。
儘管目前有很多關於中國的資訊和報道，但是這個經濟上已經崛起並且在政治影響上引起西方廣泛關注的國家，依然會因為西方部分作者所持有的政治立場不同，而使其形象在西方比較主流的學術性著作中被曲解。也有一些西方作者使用強勢、完美、極端不同的中國形象來支援他們批判西方經濟和政治系統的腐敗和低效。
伏爾泰和黑格爾關於中國的論調對於中國國內的發展幾乎沒有直接影響（儘管這些言論後來被用以維護西方帝國主義侵略的合法性）。當今世界的聯繫更為緊密，全球知識體系中的西方霸權言論仍然持續存在。儘管會受到中國政府機構的審查，但是西方關於中國的言論依舊在快速地進入中國，並對中國的自我認知產生了兩方面影響：一方面，中國的保守勢力從來都毫不掩飾地採用西方對於“中國模式”的褒獎以捍衛中國的現狀；另一方面，很多持不同政見的知識分子則毫無批判地接受西方對於中國的偏見，號召“全盤西化”，甚至把西方無情的干涉看成是改革動力。
與中國發展相符、真實且完整的理性言論儘管會給讀者呈現中國複雜的一面，但只有這樣，才有助於西方政府制定出更合理和清晰的對華政策，也有利於在中國國內形成積極的言論。撰寫以中國為主題的著作時，作者們不可避免地受到不同觀點和評論的影響，但是，以當前中國經濟繁榮為題材來構築一個與事實相符且真實的論著，並不意味著要假裝對現有的事件不帶任何個人的偏好。當然，僅憑作者的觀點和政治立場來影響相關證據的蒐集和分析也是不合理的。
作為一名在香港出生和成長的美國學者，我對中國當然有著自己的看法。我的家族史和我個人的發展都與中國緊密相連。我的外公作為一名學者參加過抗日戰爭，早年出於對中國共產黨執政的高度期望，他于1949年帶領全家老小從香港遷回廣州，投身於社會主義國家的建設中。1957年初，也就是新中國領導人提出“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時期，他由於不合時宜地批判了蘇聯而被下放到農村，並在農村度過了他大部分的余生。鄧小平同志復出後，他得到平反，但不久就去世了。我母親在1958年獨自一人回到香港與那裏的親戚住在一起。但是我的叔叔和阿姨依舊留在大陸，並且經歷了“文革”。我總能感受到從母親和祖父那裏傳承下來的，對於正義和知識的渴望。我的知識觀的初步形成就是源自母親家族中發生的故事，源自母親對童年的懷舊，源自20世紀80年代中國的各種社會運動，以及香港回歸前夕當地的學生運動。與此同時，我的親戚們成為了中國繁榮的受益者，他們把其所得當成是那個動蕩不安的時代對他們的補償。
我個人的經歷讓我對中國，以及處於中國巨人影子下的其他亞洲國家感到擔憂、好奇和關切。我運用在社會學科所習得的概念和分析工具來更好地理解這個世界，這些經歷引導我從事了兩個主要的研究項目，並且成就了我迄今為止的研究成果。首先，我通過對現代和當代時期的批判來描繪中國政治現代化的起源和細節。這個研究的主要成果是《中國特色的斷言》（Chinese Characteristics,2011）。其次，我主要探究中國經濟繁榮的根源，揭示其核心動力，並探究中國經濟復蘇在全球範圍內的影響。本專著就來源於此研究。
我對中國政治經濟繁榮的研究始於在印第安納大學工作學習期間。最初的努力得益於我出色的同事們——他們是研究中國問題的學者——所提供的真知灼見，特別是斯科特-肯尼迪（Scott Kennedy）和伊桑-邁克遜（Ethan Michelson）。我到約翰霍普金斯大學以後，我的導師和同事，包括喬瓦尼-阿瑞吉（Giovanni Arrighi）、喬爾-安德里亞斯（Joel Andreas）、梅爾清（Tobie Meyer-Fong）、比爾-羅依（Bill Rowe）、貝弗莉-西爾韋（Beverly Silver）和蔡欣怡（Kellee Tsai），都幫我將研究置於歷史性和比較情景的分析之中。
[責任編輯：楊真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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