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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望》
它寫強盜劫財綁架。到文獻館縮微膠片閱讀機上檢索上海中西舊報本埠欄目，你會找到一大堆記錄，在上個世紀最初一二十年，城市近遠郊縣每每發生殺人越貨事件。但是從史料中你不會讀到強盜揮手把灰鼠袍和散碎銀兩扔給乞丐那種場景，你也不會讀到那樣的亂世奇景：滿街綠林好漢，家家店舖關門，裝有財貨的箱子被拖向河邊，卻有一家瓷器店安然無損，夥計們齊齊站在櫃檯前閒看風雲變幻。原來那是富庶江南的傳統，強盜從不染指瓷器商號。
在黎裏舊家，“父親”的老同學家中發生了一起人倫畸亂事件。女主人與租客青年醫生私通，男主人憤而自殺。女主人霸佔家產招贅情夫，不曾想若干年後情夫又與美貌兒媳有染。這也沒什麼，小說中常有，可作者最後補記一筆，那位為鄉人側目的青年醫生，竟然也有他的另一面人生，他是革命者的同路人，抗戰期間，危難時刻，把重要消息傳遞給地下黨，保護了組織。
作者的父親是四十年代著名的“上海諜報團”成員，這個堅持抗戰的中共地下組織因受東京佐爾格小組的牽連被日本特務機關破獲。在作者筆下，危險複雜而“鐵的邏輯”的秘密革命工作卻也同樣有另外一種視角，為錢所困、倉促應戰而不得不採取的各種臨時舉措、即使在嚴密工作紀律下也難以避免的人性疏忽。
《繁花》
這是一部關於“父親”和“母親”的記憶之書，由於他們勇敢地投身於歷史之中，他們的記憶也就成了歷史本身。“父親”的家族如何在上個世紀初的社會轉型中漸漸敗落，“母親”的家族如何在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城市工商業發展過程中繁榮，他們如何並不十分自覺和自主選擇地最終加入了革命陣營，正是上個世紀中葉一代青年齊齊左轉的過程縮影。讀者甚至也能從“母親”在1949年後加入幹部訓練班的故事中看到中共建國之初的艱難——嚴重缺乏各方面的幹部和人力。
二十世紀中國歷史是一部激情和傷痛史，從那個時代過來，無論家國和個人都充滿創傷。從某種意義上來講，反覆不斷地講述那段歷史，講述那些事件，正是對這種精神創傷的矯正和治療。反覆地、不斷從各個角度各個層面通過敘述來重現那些事件，而不是急於去理解它們、急於給它們尋找某種因果關係，才是面對歷史的當務之急。這不僅是有關回憶和心理分析的隱喻，也正是敘事本身的意義所在。就像《回望》書中提到母親的那一句話：在梳理記憶的這段日子裏，她變得沉靜多了。這正是記憶的價值所在。（文/小白）
[責任編輯：楊永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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