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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5000年前到2000年前之間的歷史從未間斷
2012年11月，什邡市箭臺村金河南路施工中發現文物，在路基開挖溝槽兩側剖面，暴露出數個灰坑。隨後，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德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什邡市文管所共同於2014年、2015年結合勘探情況，在不同區域進行了試掘。
箭臺村遺址位於成都平原什邡市區西南，北距什邡城關戰國秦漢墓地約1公里，東南距桂圓橋遺址約4公里、距三星堆遺址13公里。分佈範圍跨元石鎮箭臺村、南橋村、城西社區和方亭街道辦西外社區等行政村。
德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長劉章澤介紹，此次試掘，是首次在三星堆遺址外的地方，成規模地發現三星堆遺址二、三期（三星堆文化鼎盛時期的重要組成部分）。它與金沙遺址、寶墩古城遺址、茂縣營盤山遺址、什邡桂圓橋遺址等證明，古蜀文明並非孤立存在。
箭臺村遺址內出土陶器種類繁多，規模較大。同時，還出土有三星堆時期很典型的黑皮陶高柄豆、鳥頭勺把等器物。什邡市文物保護管理所所長楊劍介紹：“黑皮陶高柄豆，就是類似現在人們使用的果盤，而鳥頭勺則是舀水工具。”
“此次考古發現，在箭臺村遺址內具有三星堆文化遺存（三星堆遺址二、三期）的地層，且堆積較厚，出土遺物類型豐富。該遺址可以證明從5000年到2000年之間的歷史未有間斷，遺址內出土的陶片類型70%與三星堆相同，反映了當時生產生活的水準，以及群居部落的規模。”劉章澤認為，箭臺村遺址是三星堆遺址外三星堆文化分佈面積最廣，出土遺物最豐富，延續時間最長，聚落等級最高的遺址。遺址內的遺物包含了宋代、漢代、商週三個時期的遺存，在遺址內的不同區域，早期遺存分佈存在一定的時代差異，它跨桂圓橋遺址第一期，三星堆遺址一、二、三、四期，西周至春秋，從新石器時代至漢代遺存均有發現，幾乎未有間斷。
劉章澤說，箭臺村遺址是三星堆遺址之外，又一個成規模的群居部落。如果說三星堆遺址是原來的城，那麼這個遺址究竟是城鎮還是鄉村，還需進一步考證。
勾勒出古蜀先民遷移軌跡
三星堆文化的來源問題，多年來各方多有猜測。近年來，在三星堆遺址周圍發現有數十處與三星堆文化相關的遺址，但這些遺址都晚于三星堆遺址的二、三期。2009年，什邡市桂圓橋遺址被發現時，被譽為是當時成都平原發現最早的新石器時代遺址。然而，“從什邡市的桂圓橋遺址、靜安村遺址、星星村遺址與三星堆遺址一期等新石器時代遺址考古所得出的結論來看，都晚于箭臺村遺址。箭臺村遺址的歷史是跨桂圓橋一期和三星堆一、二、三、四期。”劉章澤說，從桂圓橋遺址，到三星堆一期，古蜀先民完成了從山地農業到平原農業的漫長變遷過程，從粟作到稻作轉化。在桂圓橋遺址浮選結果時，發現了水稻、黍和粟，桂圓橋一期的樣本顯示，成都平原農業形態與川西高原相近，粟、黍的搭配種植很好地證明了這一點。最終推動了成都平原邁入青銅時代。
“箭臺村遺址的發現，對於之前關於三星堆是由夏商文化通過峽江地區傳入成都平原的說法形成最有力的回應。這證明箭臺村遺址不是受到三星堆遺址的輻射產生的，而是和三星堆遺址並行發展的。”劉章澤說，此次發現的眾多材料，會豐富三星堆文化的研究，進一步拓展三星堆文化的視野。
梳理近幾十年來的考古資料後發現，成都平原竟沒有發現一處超過距今5000年的遺存。2009年，什邡市桂圓橋遺址被發現，年代大約推斷為距今5100年—4600年，早于三星堆一期（寶墩）文化，其陶器特徵與甘肅大地灣四期、武都大李家坪、茂縣營盤山、汶川姜維城有密切的聯繫。今年4月15日，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宣佈：距今4600年—4500年的大邑高山古城遺址，是早于三星堆、甚至寶墩的成都平原最早古城。
這一系列的發現，勾勒出一部分古蜀先民的遷移軌跡：他們最初在成都平原周邊的山地建立聚落，直到解決了水患以後，才從周邊的高山地帶遷移到平原腹心，從而創造出燦爛的三星堆、金沙文化。
三星堆遺址出土以後，考古人員在新津又發現了距今4500年至3700年之間的寶墩古城遺址，它和三星堆文化所處年代剛好可以上下銜接。成都市考古研究所專家陳劍認為，“從營盤山遺址、寶墩遺址分別受到中原文化和長江中下游文化影響來看，古蜀文明極可能就是各種文化交融的結果。正是古蜀先民汲取了不同地方的文化智慧，才最終催生出燦爛輝煌的三星堆和金沙文化。”
劉章澤說，自蘇秉琦提出區係類型學以來，四川學者也在致力於建立成都平原的文化序列。目前已經建立起了從三星堆一期（寶墩）文化到十二橋文化的發展序列。箭臺村遺址和桂圓橋遺址則補上了三星堆一期（寶墩）文化的來源，形成了成都平原新石器晚期文化到古蜀文化的文化發展序列。
（本報德陽5月29日電 本報記者 李曉東 危兆蓋）
[責任編輯：楊永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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