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在，政府在組織經濟方面有四個方面不值得提倡。第一是指定技術路線。日本政府在資訊產業方面的此種教訓非常深刻。第二是設立了過多的行政許可和市場準入。行政許可和變相的行政許可,可謂五花八門，有的叫審核制，有的叫備案制。市場經濟的原則本應是非禁止進入，即沒有法律明文禁止的都可自由進入。我們則是管得太多。關於民營經濟的“新36條”，有很多的進步，特別是明確了非禁止進入。但目前這還只是個文件規定，實際上市場準入方面的障礙未打破。第三，運用行政權力壟斷市場,與民爭利。黨的十五大和十五屆四中全會，對於國民經濟在哪些行業要控制,哪些領域要統治，是有明確規定的，雖然這個規定還是有一些人認為範圍太大了一點。但有一些自然壟斷行業是不是應該由國家控制，這有爭論。而現在,國家實際上控制的領域,比十五屆四中全會規定的要大得多了。第四，部門利益“肥水不流外人田”。本部門掌握著某一個基金，或者是某一個方面的準入控制,就把這個給自己的關聯企業或是下屬企業，或是本地企業。這相當於政府直接進入了競爭，它要支援一個企業就等於打擊別的企業。

　　當然，政府要對一些新產品、一些既有社會效益又有外部效益的產品進行補貼。但這個補貼要儘量用補貼需方的方式。這種方式有一個好處就是，可以發揮消費者主權，通過市場的辦法來篩選。

　　我們的教育體系和科研體系,最大的問題就是行政化管理。現在正在進行去行政化的探索，這種探索一定要由政府來做，因為政府不開口、不同意，根本做不了。另外，學校內的教育體系應有一些革命性的變革。革自己的命確實是比較困難的，有很多人是不願意革自己的命的。但是，如果由此推論說革自己的命是不可能的,那就意味著在放棄改革。（吳敬璉 作者為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