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證監會主席郭樹清在履新後首次公開亮相時指出，“未來我國要積極發展多樣化的投融資工具”，“逐步研究推動地方債、機構債、市政債、高收益債等固定收益類金融產品創新”。發展高收益債市場的必要性再次成為熱點，進入公眾的視野。
其實，郭主席已不是第一次公開提及發展高收益債。2010年4月，時任建行董事長的郭樹清就指出：“隨著中國債務資本市場的發展，中國應引入垃圾債券，為中小型民營企業提供新的融資渠道”。他接著解釋，“這或許有一點激進，我們很可能要用一個更合適的名稱，比如創新債券或高收益債券。”可見，發展高收益債券市場是郭主席深思熟慮的結果。
所謂高收益債又稱垃圾債券，是指由信用較低或盈利記錄較差的公司發行的，評級低於投資級的債券（一般為BBB級以下），此類債券具有高風險和高收益的特徵。高收益債券于上世紀70年代發源於美國，後由 “垃圾債券大王”米爾肯（M. Milken）在80年代首先運用於公司購並，為企業界和投資界廣泛接受。90年代初，美國高收益債券市場由於投機過度，進入發行低潮，高收益債大鱷德雷克賽爾公司被迫破產。1990年美國僅發行9隻高收益債券，融資13億美元。1997年以後，高收益債券又開始迅猛發展，2010年美國高收益債券發行量達到2,400億美元，成為融資市場的重要產品。
歐洲高收益債券雖然興起較晚，但發展速度較快。20世紀90年代中後期，統一貨幣後的歐洲經濟飛速發展，歐洲中小企業大量發行信用級別較低的高收益債券。近年來，隨著歐洲股市泡沫破滅所帶來投資級債券的違約率提高，很多原本僅投資高等級債券的基金開始關注高收益債券市場，使得高收益債券的投資需求進一步增加。2010年歐洲高收益債券發行量為480億歐元，預計2011年將達到600億歐元。
歐美高收益債券經受了歷史的考驗，市場規模日益壯大，這說明高收益債券滿足了實體經濟的需求，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因此我們絕不能簡單地將其視為投機工具，避而遠之。借鑒海外發展經驗，我認為，中國推行高收益債券將有益於解決實體經濟的以下難題。
首先，有助於破解中小企業融資難的困局。由於中小企業貸款風險較高，同時中國的貸款利率受到嚴格管制，我國銀行並沒有動力以同等利率面向中小企業貸款。允許中小企業發行高收益債券將使得投資者在承擔高風險的同時獲得高收益，因而是解決中小企業融資切實可行的辦法。在20世紀70年代前，美國僅有800家大型公司能通過債券融資，高收益債券的出現才使得上萬家中小企業通過債券融資進入主流市場，大大緩解了美國中小企業當年融資難的問題。
其次，有助於打擊地下錢莊，維護金融穩定。近年來地下錢莊、民間高利貸愈演愈烈，這是由於中小企業無法從正規渠道獲取融資，被迫接受民間高息拆借，最終導致了溫州、鄂爾多斯等地方出現資金鏈斷裂現象。而美國高收益債券的違約率近年來一般為5%至10%之間，並未引起系統性風險。因此，允許中小企業發行高收益債券只不過是將早已存在的高息拆借合法化，從而防止地下錢莊日益猖獗，促進金融穩定。
再次，有助於降低中小企業融資成本。目前，中小企業地下融資的年成本超過30%、50%的比比皆是，而實體經濟的利潤率遠低於此，因此這種高利貸融資客觀來講是不可持續的。而美國1978至2007年發行的高收益債的利率平均為12.09%，比10年期美國國債僅高4.84個百分點，因此，發展規範的高收益債券市場有利於降低中小企業融資成本。
其四，有助於滿足企業多樣化融資需求。高收益債券中的遞延支付折扣債券可以折價發行，在發行後的前5年不需要支付利息，5年後才支付高息，適用於早期沒有現金流的企業；實物支付債券允許發行人在未來以發行新債券或者優先股的方式來支付利息；超額融資債券則允許募集資金金額超過發行人經營的需要，超額部分用於支付債券前期的利息費用，從而可以在不影響企業現金流的情況下進行利息支付，增強對投資者的吸引力。
其五，有助於推動並購重組與產業升級。美國在1983-1989年的高收益債券活躍時期，有三分之一的高收益債合計5797億美元被用於公司收購兼併，有力地支援了醫藥、半導體、通信、網路、電視等新興產業的發展。我國應允許收購方定向發行高收益的公司債券、可交換債、附認股權證公司債，以推動證券市場的產業升級。
當然高收益債的推出也將打破中國債券市場低風險甚至是零風險的投資格局，閉眼買債券的時代將一去不復返。同時由於高收益債券流動性較差，政府需建立專門的市場，加強資訊披露，僅允許專業投資者入市投資。我們相信只要規劃合理、監管得當，中國的高收益債券市場一定會成為信貸市場及股權融資的有益補充，有力地促進國民經濟的發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