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進兩岸關係要遵循“先易後難、先經後政”的基本思路，但值得注意的是，相對容易、分歧較小的兩岸經濟議題是否能夠順利推進？如果兩岸經濟關係不能持續穩定快速發展，何來“先易後難”呢？
學界有種觀點，認為兩岸經濟關係30年來發展迅速，是拜經濟隔絕之賜，即兩岸經濟交流自1949年起中斷了30年，使兩岸經濟的互相需求非常強烈，兩岸經濟關係1979年以來的30年高速發展則是一種恢復性、補償性、反彈性的經濟表現，目前這種恢復性增長已經到了某種極限，表現之一是臺商到大陸投資“能來的都來了”。
如果這種說法成立，那麼兩岸經濟關係的前景實際上是不樂觀的。但筆者認為，過去30年兩岸經濟關係發展有恢復性增長的成分，卻非主因，兩岸經濟交流與合作的互補性與增長潛力才是高速增長的根本原因。當前兩岸經濟關係形勢發生3點重要變化，發展機遇大於挑戰，前景依然看好。
一是基本格局發生變化。兩岸經濟實力消長明顯，大陸經濟實力越強，對臺灣而言加強兩岸經濟交流與合作的動因越大。兩岸經濟關係發展的30年，正值大陸改革開放的30年，也適逢資訊技術革命與經濟全球化席捲世界的30年。30年來，兩岸在世界經濟格局中的地位發生很大的變化。大陸經濟實力顯著增長，經濟規模已經由1978年的世界第10成長為2008年的世界第3，並極有可能在近兩年內超過日本躍居世界第2。貿易規模成長速度更快，已經由1978年的世界第32成長為2008年的世界第3,出口排名第2,並有望今年內躍居第1。1979年至2007年，大陸累計吸引外資7754億美元，是吸引FDI最多的發展中國家。外匯儲備則由1978年的16億美元增加到2008年底的19500億美元，增長了1200多倍，總量高居世界第1。臺灣在全球經濟中的地位則出現相對下降。據IMF等機構公佈的資料，臺灣經濟規模由曾經的世界第16退至2008年的第26，出口由1980年代中期的世界第11位降至2008年的第18位。1979年到2008年的30年間，臺灣經濟年均增長率為6.2%，也是較為不錯的增長速度，但卻低於大陸的9.8%。2008年底，大陸的經濟規模是臺灣的11倍，外貿規模是臺灣的5倍，累計吸收外資是臺灣的10倍，累計對外直接投資已近臺灣的2倍，外匯儲備是臺灣的7倍。臺灣“經建會”曾按照預期經濟實力繪製出臺灣比大陸大3倍的地圖 ，現實中兩岸經濟實力的消長卻使兩岸經濟形勢發生了相反的變化，這在很大程度上影響著臺灣當局對於是否積極發展兩岸經濟關係的態度。
二是基本政策發生變化。臺灣當局的大陸經貿政策對兩岸經濟關係發展影響顯著。兩岸經濟關係30年來的發展，一直呈現出“民間熱、官方冷”的特點，具體表現是：兩岸同胞對加強兩岸交流有強烈要求，兩岸業者也希望兩岸儘快就經濟議題進行協商，大陸方面始終積極推動兩岸經濟關係發展，然而臺灣當局總體上卻長期秉持消極與抵制的態度，對兩岸經濟關係發展起到制約作用。蔣經國後期和李登輝前期的臺灣當局的大陸經貿政策是“三不”政策，即“不接觸、不鼓勵、不干涉 ”。進入90年代，李登輝迫於兩岸經濟形勢的發展，提出“務實、穩健、前瞻”的大陸經貿政策，但到1996年，李登輝當局的大陸經貿政策改以“戒急用忍”為原則。2000年民進黨上臺後，陳水扁提出“積極開放、有效管理”的大陸經貿政策，但在2006年又改為“積極管理、有效開放”。直到2008年國民黨重新執政後，馬英九提出大陸經貿政策要以“活水計劃”取代“鳥籠政策”，這對兩岸經濟關係的未來發展是一個積極信號。
三是基本問題發生變化。臺灣經濟面臨的主要問題決定其具有加強兩岸經濟交流與合作的內在動因。近年來臺灣經濟表現何以由曾經的亞洲四小龍之首跌至末尾，筆者將原因歸納為3大結構性問題：產業結構、產品結構與產值結構出現嚴重問題。
首先是產業結構問題。目前臺灣經濟已經進入後工業化階段，服務業產值佔GDP比重近3/4，本應替代製造業扮演拉動經濟增長的龍頭角色，但因臺灣服務業競爭力不強，加上過去民進黨當局對兩岸經貿限制措施，使其無法通過拓展大陸市場獲得新的空間，一直以內需為導向，在島內發展潛力有限。與製造業相比，臺灣服務業的特點是：低實質成長、低投資比例、低勞動投入、低研發投入、低國際競爭力、低產業關聯度，只在名義上擁有高利潤及高GDP比重， 因此在國際金融危機衝擊下，臺灣服務業無法充當擴大內需的主導產業。鋻於臺灣對外投資的70%以上在大陸，其中絕大部分是製造業企業，臺灣服務業也需要跟隨服務對象拓展經營領域，增強自身實力。
其次是產品結構問題。臺灣經濟過度依賴半導體、面板等少數產業，其產品出口占總出口的40%左右，佔民間投資的近70%。此次金融危機與全球半導體、面板產業的週期性衰退發生共振，對臺灣經濟影響更大。臺灣的海島形態決定其必鬚髮展外向型經濟，但其出口依存度近兩年已經在70%左右，外貿依存度約120%上下，大大高於亞太地區其他新興經濟體，外部市場受到衝擊的時候，難以依靠擴大內需緩解危機。此外，由於製造業的明星產品單一，臺灣產品出口競爭力近年出現下降勢頭，2000-2008年，臺灣產品在美國市場佔有率從3.43%降至1.71%，在大陸的市場佔有率從11.2%降至9.3%。與大陸進行產業合作有利於臺灣企業產品多元化與競爭力提升。
最後是產值結構問題。在產品價值鏈生產的“微笑曲線”中，臺灣企業仍多集中在利潤較低的加工製造環節，較少涉入高利潤的研發與銷售環節。在國際金融危機中，臺灣製造業缺乏自有品牌、核心技術與銷售渠道、仍以代工為主的生產模式弊端暴露無遺。危機爆發後，金融去杠桿化使臺灣廠商上游客戶資金失血，訂單急劇下降甚至中斷。臺灣面板、記憶體（DRAM）廠商產能利用率降至30-40%左右，而韓國三星等擁有自主品牌及下游產業鏈的廠商，面板產品產能利用率一直維持在80%上下。建立自主品牌和銷售通路需要有龐大市場的支撐，大陸這個被全世界看好的市場對臺商而言是絕好的成長契機。
從上述3點形勢變化來看，兩岸經濟關係發展仍有潛力。事實上，兩岸經濟關係發展不存在所謂“過快”的問題，兩岸經濟關係的發展速度應該符合其“潛在增長率”。我們只需順應兩岸經濟關係發展的潛力，而不必人為設定發展速度的快慢。為保持兩岸經濟關係快速穩定發展，筆者認為，當前推動兩岸經濟關係的工作有3個重點：
一是加速全面發展。貿易、投資、金融關係的全面發展是兩岸經濟關係發展的最終目標。當前臺灣尚有2000余種產品禁止從大陸進口，在今年6月底公佈的第一波開放大陸企業赴臺投資的清單中，類別也很有限，至於兩岸金融機構互設營業據點、從事金融業務也尚未取得重大突破。這些議題雖然與島內各種利益群體有千絲萬縷的聯繫，但大勢所趨，不能久拖不決。
二是簽署框架協議。兩岸簽署經濟合作架構協議（ECFA）在島內有反對聲音，因此有人提出不必簽訂類似協議，只需針對具體議題，成熟一個簽一個，可以達到同樣效果。筆者對此不以為然。兩岸經濟關係發展的方向與速度受多種因素影響，如果民進黨上臺且仍不改變其原有的大陸經貿政策，兩岸經濟合作議題條件成熟了也不一定能簽下來。簽署兩岸經濟合作框架協議，是為確保兩岸經濟關係健康發展的正確方向，非圖一時之利，只看到協議簽署可以使島內某些產業獲利，是沒有體認到協議本身的深遠意義。
三是強化試點創新。兩岸經濟關係發展過程曲折，是一項前無古人的事業，也沒有現成的國際案例可以模倣複製，未來會是怎樣的模式，誰也說不準。為使兩岸經濟關係的發展可以最大限度地符合兩岸民眾的福祉，需要充分發揮兩岸人民的想像力與創造力，摸著石頭過河，不斷總結經驗。在這一過程中，試點合作是一種較好的辦法。區域試點如“海峽西岸經濟區”，產業試點如15項“兩岸產業搭橋計劃”，還可以有更多的試點方案同時進行。通過試點進行制度創新，大膽嘗試，反覆檢驗，如同生物科技在臨床應用前需要在實驗室裏反覆試驗一樣，為兩岸經濟合作形式全面推廣積累寶貴經驗。（本文作者朱磊係中國社會科學院臺灣研究所經濟研究室主任 經濟學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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