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在2002年到2007年的“泡沫後遺症”中，取得了出口與內需雙引擎的經濟復蘇，演繹了戰後最長的經濟擴張期。日本是通過怎樣的途徑，採取了哪些措施，實現了內需主導型復蘇？其政策手法和市場意識很多值得借鑒。如重視民間投資，重視利潤率，慎用財政政策，形成出口-投資-消費鏈條等。
出口-投資-消費聯動
在宏觀經濟運作中，內需主要包括兩方面內容，一是民間企業設備投資，二是民間消費。日本經濟的內需主導型復蘇也基本得益於兩者的快速跟進。
實際上，日本這一輪復蘇的主要拉動力依舊是對外出口擴張。所不同的是，出口拉動迅速轉化為民間企業設備投資，而企業收益的擴張又帶動了民間消費及時跟進，從而實現了內需主導的景氣全面擴張。
日本經濟之所以能形成“出口、投資、消費的聯動鏈條”，與上世紀90年代後日本大規模的經濟體制改革密不可分。如自2002年起，原來著名的銀行、證券公司、保險公司一夜間銷聲匿跡，取而代之的是巨型金融集團。銀行、證券、保險以及信託等行業全面實現了產業化經營。
改革後的日本企業通過積極引進外資，改變股本結構，實現了企業治理創新。通過改革，日本企業基本摒棄了戰後“日本經營模式”，一改單純追求市場佔有率，輕視利潤率的傳統做法。依據全球市場動向，在亞洲形成了以日本為龍頭的新產業分工體系，確保了日本在生產設備、核心部件以及原材料等生產資料領域的領先地位。這種新的垂直分工體系，為日本企業以對外投資，帶動生產資料出口，從而帶動國內設備投資增加，創造了良好前提。
對外投資以及出口收益的增加，又使企業獲得了高額利潤回報，使企業剩餘資金膨脹，為企業自主、及時展開設備投資提供了財源，也為企業將利潤轉移為股東紅利和工資提供了前提。如，2005年度中期，日本上市公司股東紅利平均增加28%。與此同時，員工可支配現金收入也明顯提高，為個人消費提供了豐富的財源。
政府政策不再直接面對企業
值得關注的是，2001年日本政府將原有注重企業、社會管制的龐大“省廳體系”壓縮為“1府12省”，放棄產業政策，突出政府服務功能。行政體制的變革使日本的宏觀經濟政策更注重市場規律，政策的“作用著力點”不再直接面對企業，而是透過市場間接影響企業行為。
例如，自2001年以後，日本幾乎不再出臺任何產業政策大綱，僅出臺“產業發展藍圖”，設定重點發展方向，編制覆蓋全國的經濟發展戰略。特別是在對付通貨緊縮過程中，日本政府沒有搞所謂的“財政、金融組合政策”，而是針對全球化的新形勢，壓縮財政支出，突出“超寬鬆”的金融政策作用。
日本政策當局認為，金融政策具有較寬的覆蓋面，容易通過金融市場間接取得政策效果，且具有較深的作用持續性。相反，財政政策則過於集中個別領域，不利於產生廣泛的關聯效應，特別是對公共建築事業的財政投資僅帶動水泥、鋼鐵等產業擴張，不利於增強日本的全球競爭力。因此，日本開始嘗試一種財政金融“反向組合”的政策。
綜觀之，日本內需主導型復蘇的關鍵在於日本政府大膽給企業鬆綁，嘗試適應全球化下開放經濟新特點的“新型政策組合”，從而刺激了民間經濟活力。
美國金融危機後，“市場萬能論”遭到批判。但日本並沒有完全否定市場，在積極擴張財政、實施雇用補貼的同時，積極利用市場機制，突出市場意識，將經濟政策根植于市場，形成政策“引水功效”，以泵出源源不斷的“深層活水”。
在日本政策制定者看來，科學的市場經濟，並不是簡單主張“凡事委託市場”，更不是“將所有的事情都交給市場”，而是主張把民間能做的，盡可能交給民間，按市場原理原則，展開競爭，用市場機制分散風險、降低成本，實現資源的最佳配置。當“市場失靈”時，政府及時介入，糾正偏差，確保資源配置合理化。近期鳩山政府就在討論引進民間資本進入基礎設施建設，促進民間資本形成社會資本。
科學轉型需把握三個平衡
與此同時，日本政策制定者注重金融體系建設，認為金融危機雖暴露了“美國金融資本主義”的破綻，但並沒有改變市場原理的科學性。面對“經濟轉型”，更需要準確把握“自由”與“干預”的平衡，有效協調“市場機制”與“政府主導”的關係。
當時的麻生政府提出了“亞洲所得倍增計劃”，積極利用亞洲市場克服危機；鳩山上臺後也在“經濟增長戰略”中強調亞洲市場的意義，提出“亞洲開放立國論”。目前，新興市場國家擁有27億人口的大市場，中產階層迅速崛起。而對新興市場的開拓，並不意味著對傳統市場的放棄，尤其是“潛在市場”轉變為“現實市場”是一個長期的過程。
開闢新市場，主導內需擴張的戰略，離不開民族生產力的形成與蓄積。在全球化時代，技術飛速發展，技術創新體系日趨全球化，技術產業的形成更趨全球化、工程化，任何國家、民族，都無法單獨主導一個時代的技術體系。
因此，科學的經濟轉型，客觀要求積極把握三個平衡：即世界市場與內需市場的平衡、開闢新市場與維護舊市場的平衡、自主創新與吸引外資共同創新的平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