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一次重大的經濟體制變革，都是從打破既有分配格局來展開。此次財稅體制改革所帶來的影響也同樣如此。
國務院日前批復的《關於2010年深化經濟體制改革重點工作的意見》（下稱《意見》），對深化財稅體制改革進行了重點部署，除備受關注的資源稅、房產稅和環境稅外，還包括統一內外資企業和個人城建稅、教育費附加制度，研究實施個人所得稅制度改革和完善消費稅制度。
筆者認為，相關六項財稅改革絕非僅僅針對的是具體行業調控，而是實現經濟結構優化的制度突破嘗試。
回顧中國經濟發展的歷程，任何一次重大的經濟體制變革，都是從打破既有分配格局來展開。此次財稅體制改革所帶來的影響也同樣如此。打個比方，結構性政策調整就如同牌桌上的重新洗牌。中國市場經濟體制改革之初就是一個新的洗牌格局。由舊有計劃經濟時代國有資本一統天下，調整為民營資本獲得全新的話語權和發展空間。這樣的“牌局”調整直接激發了後者的市場活力，最終結果是經濟總量得到大規模提升，實現了雙贏。
在當下，財稅體制改革也將發揮出同樣的積極作用。由於國內製造業企業多是代海外市場加工，因此這些代工廠的賺錢能力非常有限。統計顯示，國內一般競爭性企業的利潤率普遍只有3%~5%，微薄的盈利空間限制住資本向勞動讓利的能力。由此，儘管監管部門要求提高最低工資標準、推行工資協商制度，但卻無法改變勞資雙方“零和博弈”的困境，而這才是勞資糾紛頻發且無法治本的原因所在。所以，必須經由第三方力量的介入，重新架構市場經濟體制運作結構，才有可能突破既有的瓶頸制約。
由此邏輯來觀察前述六項財稅體制改革，資源稅和環境稅的實施，能夠促使企業綜合考慮社會成本與企業經濟成本，把環保和資源使用成本囊括到經濟成本中，最終改變資源消耗型經濟增長模式的弊病。房產稅和個人所得稅則有助於實現公眾財富的再分配，讓擁有社會財富多者承擔更多社會責任，避免貧富差距進一步拉大。這些財稅制度的優化，有助於推動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並拉動公眾消費慾望的提升，但卻無法在短期內激發企業創造活力增長，甚至還會因為資源稅與環境稅的實施，進一步壓縮企業的盈利空間。筆者建議未來財稅體制改革應著重優化企業所得稅制度，在短期內實施對企業所得稅的減免，而在長期則是要降低企業的綜合稅負。
鋻於當下較為尖銳的勞資矛盾問題，減免企業所得稅所形成的財政貼補須明確用於提高工人工資，以此來緩解社會矛盾的激化，此外財稅補貼也能夠減輕資源稅改革衝擊企業運作。而從長期看，這其實就是另一次社會財富結構洗牌的過程。即通過政府財政轉移讓利，降低企業綜合稅負來激勵企業創新活力，最終幫助中國企業儘快實現從“中國製造”向“中國創造”，或者“中國設計”的轉化。如果說當下的分配改革重點是“切蛋糕”，那麼長期看就是為了更好地“做大蛋糕”。企業活力提升必然會反哺財稅收入，實現雙贏。 （馬紅漫，經濟學博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