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發展方式是一個系統,要轉變經濟發展方式，還必須有與之相應的轉變,包括轉變經濟發展戰略、轉變衡量標準與考核標準、轉變科研創新體制、轉變資源配置方式和政府職能等，若無這些相應的轉變,就很難轉變經濟發展方式
及時走出傳統“比較優勢”的思維局限
長期以來,我們的經濟發展戰略都是建立在資源、環境、勞動力的傳統“比較優勢”基礎上,經濟增長中的一切成就和問題都與此有關。然而現在看來,經濟發展中的創新能力不足、缺少核心技術、資源環境代價太高、GDP大而不強、內需嚴重不足、一些關鍵性產業如大飛機製造缺少競爭力或競爭力下滑等問題,也緣於此。要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必須及時走出傳統的“比較優勢”的思維局限,原因在於:
其一,傳統“比較優勢”賴以存在和發揮作用的條件已發生了深刻的歷史性變化。
在人類經濟發展史上,不同時期發揮關鍵作用的生產要素是不一樣的。亞當·斯密是在1776年出版的《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中提出“比較優勢”原理的,那時的產業層次比較低、產業比較粗糙,科學技術不發達,還不是經濟發展中至關重要的因素,起重要作用的是分工以及決定分工的自然資源的比較優勢。在當代,科學技術已相當發達,並且在經濟發展中起著關鍵性作用,於是我們看到,那些缺少自然資源比較優勢的國家和地區由於調動了人民群眾的激情和創造性,由於“人力資源”等高級生產要素的發達,創造了新材料、新能源,經濟反倒比資源豐富的國家發展得好。我們還看到,有更多的貿易發生在自然條件相當或要素稟賦沒有多大差異的發達國家之間。邁克爾·波特在他的《國家競爭優勢》裏,在進行了多國、多地區的比較後,以大量生動的事實告訴人們,一般型的、初級生產要素的競爭優勢,通常會被創新流程所取代。生產自動化將使人工無用武之地,而新材料更將取代傳統資源的優勢。此外,創新通常也有降低成本的效果,它所形成的高級生產要素對提升產品品質的作用是難以估量的。如果對這種變化缺少清醒認識,繼續陶醉於傳統的自然資源“比較優勢”,就會陷入“比較優勢陷阱”,就只能是人家造飛機,我們做襯衣了。固化于這種思維定勢和發展模式,會阻礙我們的技術進步,就只能處於產業鏈的低端。
其二,傳統“比較優勢”的另一表現是勞動力便宜,其競爭“優勢”也僅在於便宜。
與便宜相聯繫的缺點是:勞動密集型產業受勞動力素質的限制,通常難以創新,缺少核心技術,因而處於產業鏈的底端,利潤率低,受國際經濟波動的影響大；勞動者工資低,消費能力有限,直接影響啟動內需；一旦勞動力便宜的優勢不在,或者有更便宜的地區出現,先前的投資者就會撤走。
其三,傳統“比較優勢”原理更適合應用於一國範圍內,在國際範圍內的應用是有條件的。
比較優勢原理最早是由發達國家(英國)經濟學家提出的,有意無意代表了發達國家心態,反映了發達國家利益。德國當年經濟相對落後,德國經濟學家李斯特就敏銳地察覺到了這一點,他認為,如果發達國家與欠發達國家各自發揮比較優勢,進行沒有保護的自由貿易,當時的發達國家英國就會成為發達的工業帝國,這對相對欠發達的德國、法國極為不利。李斯特因此提出,德國必須對關鍵性產業有所保護,把保護當作一個發展的條件、發展的過程,當這些產業與發達國家差不多的時候才可以進行自由貿易。這一事例說明,一旦引入國家利益,傳統比較優勢原理在國際上的應用就是有條件的。我國目前的現實情況是,雖然發揮了所謂的比較優勢,用一系列的低成本給發達國家提供到了低廉的消費品,但發達國家從來也沒有用他們具有比較優勢的高新技術和我們交換,因為這涉及國家安全。事實上,戰後很多國家如日本、韓國的關鍵性產業,都是靠自己的力量發展起來的。
其四,我國的經濟發展已進入了新的歷史階段。
新階段的顯著特點是:資源環境壓力大,要求經濟發展方式作出相應的調整;世界經濟格局發生了變化,美國等國打算回復實體經濟,並要加強出口;我們已有了一定的積累,具備了調整經濟發展戰略、轉換經濟發展方式的基本條件。
必須有不同的衡量標準與考核標準
經濟發展不同於經濟增長,經濟增長更多的是數量的增長,經濟發展不僅包括數量的增長,而且包括經濟結構的改變和提升,以及生態環境、文化衛生、生活狀況、社會公平正義等各方面的內容。基於經濟增長與經濟發展的不同,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必須有不同的衡量標準和考核標準。
衡量經濟增長的指標是GDP,用GDP去衡量經濟發展則是遠遠不夠的。GDP的局限性在於:首先,作為一個總量指標,GDP沒有反映國民經濟中的物質構成。衡量一國的經濟實力,不僅要看其GDP總量,更要看其GDP的構成和品質。我國清朝時期的GDP佔世界總量的比重相當大,而當時英國的GDP只佔世界的5%,結果清政府還是被迫簽訂了割地賠款條約。原因在於,英國的GDP是由工業產品構成的,清朝的GDP則是由茶葉、蠶繭、瓷器等構成的。其次,災害對GDP的影響是正效應。在西方經濟學看來,車禍對GDP都是正的效應,因為隨之而來的救護車、醫生、意外事故服務中心等的服務,以及對道路的修理等都可以增加GDP,雖然所有這些行為並沒有提高生活水準,甚至蒙受了巨大損失。同理,環境污染、把大樓拆了建建了再拆都可以增加GDP。最後,GDP中的出口並未在製造過程中被消費,用出口所得去償還債務國的債務和利息,會使出口國的經濟發展更加被動,資源環境狀況更加不堪重負。
按照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要求,考核和衡量標準首先要有利於提升產業、產品的結構,由此提升GDP的技術含量;其次要能夠反映國民的總福利水準和幸福指數,比如分配的公平、健康狀況、居住狀況、政府的服務水準等。
切實轉變資源配置方式和政府職能
市場經濟和計劃經濟表面上看是效率的差別,深層次看則是資源配置方式的不同。資源配置效果如何,對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至為重要。
實踐證明,市場在配置資源中是高效的。珠三角、長三角地區的成功,靠的是市場的力量。歷史上的諸多產業,從福特的汽車,到比爾·蓋茨的因特網,都是市場選擇的結果。三次偉大的工業革命都發生在市場經濟國家,也證明了市場的力量。現代經濟學進一步認為,市場經濟較之於計劃經濟更能有效地、低成本地利用所有的知識和資訊。計劃經濟不僅難以利用所有的知識和資訊,其特有的縱向從屬關係還會使資訊扭曲。在我國現實經濟生活中,由於行政力量在配置資源中還發揮著一定的甚至是主要作用,一些地方政府就不顧經濟規律追求更大、更靚的政績工程,不惜污染環境和低層次重復建設。筆者認為,為了有效地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必須切實轉變資源配置方式,這也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內在要求。
要轉變資源配置方式,就必須轉變政府職能。首先,政府不能扮演市場主體的角色,否則,就會自覺不自覺地增加生產性投資,忽視公共服務和公共產品投資,直接影響群眾的消費,影響社會主義經濟發展目的的實現。其次,政府扮演市場主體的角色,國民收入分配容易向財政收入而不是勞動者的收入傾斜。再次,政府扮演市場主體的角色,會有意無意的偏向國有企業,忽視其他經濟成分。最後,政府既當運動員,又當裁判員,不利於建立良好的經濟秩序。
轉變政府職能,總的思路是政府只當裁判員而不是既當運動員又當裁判員。具體而言,第一,政府應提供充分的公共產品,著力於高級生產要素的培育。公共產品具有正的外部性,在這些領域投資的好處會超過單一企業和個人,惠及整個社會。這些領域包括教育、人力資源、環境品質、基礎科學,等等。政府作好了這些,就為經濟發展方式轉變作出了無與倫比的貢獻。第二,政府應提供有效解決外部性問題的制度安排。很多污染問題、環境問題都是因為污染者和私人成本沒有反映社會的真正成本,污染者把私人成本外部化,讓社會負擔。政府應提供能反映社會真實成本的制度安排,以利於企業把由社會負擔的成本內部化,並由此轉變經濟發展模式。第三,政府應著力創造公平競爭的環境。要一視同仁地對待國有企業和民營企業,最大限度地限制壟斷。壟斷會破壞公平競爭,對市場經濟而言,公平競爭比什麼都重要。創造公平競爭的環境,還要盡可能減少對企業和產業的直接補貼,避免扭曲市場信號。(作者單位: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