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來越多新興市場國家快速發展，是21世紀國際政治經濟發展中的突出現象。新興市場國家順應經濟全球化深入發展和國際產業分工轉移的趨勢，形成了各具特色的經濟發展道路和發展模式，逐漸成為世界經濟增長的重要引擎。
中國更好地參與全球經濟治理，不僅有利於中國經濟的發展，也有利於全球經濟在危機時期更好地復蘇。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我們要認真分析和準確把握世界經濟發展中長期趨勢，努力提高應對複雜局面能力。要準確把握世界經濟結構進入調整期的特點，努力培育我國發展新優勢;準確把握世界經濟治理機制進入變革期的特點，努力增強我國參與能力;準確把握創新和產業轉型處於孕育期的特點，努力搶佔未來發展戰略制高點;準確把握新興市場國家力量步入上升期的特點，努力發展壯大自己。
如何理解世界經濟格局的深刻變化?如何在世界經濟格局調整中更有作為?本版刊登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長巴曙松的專訪，以饗讀者。
全球經濟增長的主要貢獻仍來自新興市場國家，中國將貢獻20%左右的增長份額
記者：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指出，“明年世界經濟有望繼續恢復增長，但不穩定不確定因素仍然較多。”您怎麼理解這樣的分析和判斷?
巴曙松：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的這種前瞻性表述既意味著中央決策層對2011年世界經濟增長的信心有所強化，但同時對世界經濟復蘇的反覆性、歐洲債務危機範圍與程度的不確定性以及美國經濟復蘇的強度仍應保持警覺。
總體上看，經過全球應對危機的努力，世界經濟的中長期趨勢已經有所改變，並呈現明顯特徵：世界經濟結構進入調整期、世界經濟治理機制進入變革期、新興市場處於上升期，這是中國在2011年及未來一段更長時期內面臨的外部經濟條件。
記者：國際金融危機影響深遠，今年各國恢復的情況如何?
巴曙松：雖然2010年全球經濟經歷了一輪經濟週期波動短期化的起伏過程，但整體上仍呈現溫和復蘇的局面。大致預測，2010年全球經濟增速將超過4.5%，其中G3經濟體(美國、歐盟、日本)貢獻25%，新興市場國家貢獻60%。中國預計可以貢獻20%左右的增長份額。換言之，在危機時期，發達國家經濟增長相對疲弱，全球經濟增長的主要貢獻動力源仍來自包括中國在內的新興市場經濟體。
新興市場國家可能在流動性充裕、低利率國際貨幣環境約束下實施貨幣收縮，抑制泡沫
記者：關於世界經濟“二次探底”的顧慮不散。中央關於“有望繼續恢復性增長”的研判，是不是可以解讀為無“二次探底”之虞?
巴曙松：總的看來，全球經濟在溫和復蘇，下行風險有所緩和。但目前國際市場普遍對G3經濟體的持續復蘇尚存疑慮，主要源自於幾個方面的問題。
第一，就業率的提升與經濟復蘇之間存在不一致性，發達國家與新興市場的經濟復蘇存在明顯分離。來自發達國家的量化寬鬆與來自新興市場的貨幣收縮形成對照，並成為引發全球市場動蕩的重要原因之一。
第二，金融市場與實體經濟之間存在不一致性。金融市場可以依靠大規模的貨幣發行來刺激活躍。但如果這些新發行的貨幣不能順利進入實體經濟，而一直在金融體系內運作，那麼，實體經濟的恢復可能需要更長的時間，而這正是目前美國經濟所出現的問題。
第三，全球經濟現實增長率與危機之前的增長趨勢開始出現結構性變化。經歷危機之後的全球潛在增長率將有所下移，短期內試圖回到危機前的水準不太現實。因此，現實的經濟增長或將在一個新的、較低的均衡水準穩定下來，但這並不意味著全球仍然處在衰退週期中。
記者：這也是我們常說的世界經濟復蘇“不確定因素仍然較大”。
巴曙松：“不確定因素仍然較大”的判斷，也揭示了這樣一個現實：當前，發達國家與新興市場仍然處在經濟週期的不同階段。發達國家反通縮，新興市場反通脹。發達國家量化寬鬆與新興市場貨幣收縮將成為2011年全球貨幣政策分化的基本方向。這意味著美國、歐元區、新興市場將呈現不同的政策傾向。
美國將根據實體經濟的復蘇程度，並參考CPI水準、消費率、企業活動等指標決定其第二次量化寬鬆的實施進程以及進一步量化寬鬆的必要性。歐元區將根據債務風險的擴散程度與可控性進行財政修復，重點在於防範債務危機，並可能在必要的情況下，採取量化寬鬆政策。中國等新興市場國家則將在流動性充裕、低利率的國際貨幣環境的約束下實施貨幣收縮，以管理通脹，抑制泡沫。
“十二五”將是中國參與全球範圍結構調整的“起步期”和“逐步實現期”
記者：如何理解“發揮進口對宏觀經濟平衡和經濟結構調整的重要作用”?
巴曙松：全球金融危機反映出發達國家過度消費的發展模式需要調整，全球經濟復蘇的反覆性也表明世界經濟進行深層次結構調整的迫切程度提高。從這個角度看，2011年及未來一段較長時期內，發達國家將逐步倡導儲蓄、擴大出口以支援實體經濟增長，並通過產業回歸和製造業再造來最大限度地糾正貿易不平衡。新興市場國家則適當加大消費、擴大進口以實現宏觀經濟的內外平衡。
這次中央經濟會議的表述“擴大進口規模，發揮進口對宏觀經濟平衡和經濟結構調整的重要作用”。這意味著擴大進口不僅僅是實現貿易平衡的重要措施，更是實現宏觀經濟內部平衡、經濟結構調整的關鍵。
原因在於，包括中國在內的新興市場，貿易不平衡只是一個結果，是國際經濟不平衡以及內部儲蓄與投資不平衡的外向延伸。因此從效果上看，適當擴大進口可逐步糾正失衡的程度，但關鍵仍在於一方面從外部糾正國際經濟失衡，同時從內部著手調整內部經濟的不平衡。
對於美國這樣的危機爆發國來說，貿易不平衡本質也是內部經濟結構不合理的表現，只有通過家庭、企業和金融機構、政府等的資產負債表修復，提高儲蓄率才能從根本上糾正失衡程度。因此，總體上看，全球經濟結構的調整需要不同經濟內部的深層次調整。從中國的層面講，“十二五”期間將會是參與這樣一個全球範圍內的結構調整的“起步期”和“逐步實現期”。
記者：如何理解“世界經濟治理機制進入變革期”?
巴曙松：經歷全球金融危機的洗禮，國際社會目前正積極推動全球治理結構的改革，目標在於通過改進和完善已有架構，試圖形成一個有利於兼顧公平和效率的全球治理體系，以反映國際政治經濟格局的變化，從而防範新的國際金融危機的發生。目前來看，全球經濟治理結構問題會有一些新的進展。這一方面會繼續改進國際經濟治理來更好反映發展中國家經濟的影響力，促使出現金融危機的發達國家改進內部治理。同時，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治理結構目前已考慮設定國際宏觀經濟架構內的“數量化規則”，為貿易順差、匯率水準、外匯儲備等一些關鍵指標設置一些量化標準，並成為約束各國的基本準則。
世界經濟治理機制的變化還表現在新興市場國家力量的步入上升上。從趨勢上講，發達國家與新興市場在全球經濟格局的地位對比正逐步發生變化。發達國家即使實現復蘇，也難以恢復危機前的潛在增速。新興市場雖然同樣也面臨潛在增速下降的壓力，但仍有可能在一個相對較高的位勢持續增長，並在一段時期內成為帶動全球增長重要的動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