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元主導的國際貨幣體系正隨著美國量化寬鬆貨幣政策和美國經濟惡劣狀況的“長期化”而“裂變”， 我們必須抓緊思考由此將給中國帶來的衝擊，以及包括人民幣匯率調整在內的“以我為主”的應對策略。為了實現“包容性增長”，需儘早拿出一套包括政治、經濟、法律、文化和倫理等相關領域的有效措施，綜合治理“收入分配不平等”問題。
2011年是“十二五”規劃起步年，這一年發展戰略的佈局方式、政策績效都直接影響到今後中國經濟可持續發展的運作模式和效率。中央政府已充分認識到這一轉型正處在全球經濟發生翻天覆地的變化之時，很多“不確定性”、內外利益協調的“複雜性”，會嚴重影響到我們“包容性增長”的戰略實施。比如，大量國外經驗表明，無論是提高“自身國力”和“發展主導權”所需要的企業自主創新、新興戰略性產業的扶持等方針，還是重視“民生、民富”所帶來的收入分配機制改革，都離不開“破舊立新”後所需要的顯著的績效改善，而在沒有增長保證的環境下推動結構調整將異常困難。但由於經濟和金融全球化的主戰場正呈從歐美轉向經濟規模體龐大、依然處於高增長、高儲蓄的中國等少數幾個新興體的勢頭，所以，上述提到的政府扶持經濟發展的政策組合，很可能會因為外部強大的衝擊和我們制度體系的不完善而放大了副作用，進而凸現調控的難度和變數。
比如，在人民幣升值加速而結構調整效果還不明顯的環境下，中國經濟“虛火旺、實火弱”的現象十分突出。“乘虛而入”的國際熱錢，和不斷集中到金融市場的大量“閒置”的產業資本，加上通脹預期下的消費者儲蓄資金攪和在一起，正在推高國內通脹和資產泡沫膨脹的壓力，使得中央宏觀調控政策組合拳力度的一再加碼，反過來又會加大結構調整的成本，以及保證改革順利所需要的維持宏觀經濟環境穩定的壓力。
為此，在新年之際，我想根據這一階段研究的一些初步體會，著重梳理一下當下值得進一步關注和深入研究的“三大內外壓力”：來自國際貨幣體系“動蕩”的壓力，產業資本“虛擬化”的壓力和收入分配結構“失衡”的壓力。
依我看，現在最大的外部壓力，是金融大海嘯後美元主導的國際貨幣體系正在隨著美國量化寬鬆貨幣政策和美國經濟惡劣狀況的“長期化”而“裂變”：全球金融資本早已不安心將財富繼續放在沒有“貨幣錨”支撐的金融資產中，甚至避險時所需要的美國國債持有量最近也在被市場大量減持。其中，有很多金融資本早應該在這場泡沫經濟看似崩潰的“大洗盤”中銷聲匿跡，可就因為美歐政府害怕經濟硬著陸給政權穩定所造成的壓力而不惜血本去救助，這些金融資本今天正在復活。請注意這是“存量”復活，而可能不一定是目前被國際社會指責的歐美那些肆無忌憚的貨幣增量超發，這就給我們造成了巨大的負面影響。美元大幅持續貶值會“沖洗”掉美國對華債務的價值並增加我們對新近出口投資所帶來的美元頭寸的管理成本。而且，人民幣們匯率升值的相對尺度將變得越來越難把握。
在去年的廣交會和許多商業論壇上，我們已注意到進出口企業很難下單的現象，企業自身具有應對匯率升值的調整能力也在大打折扣。另外，美元疲軟不僅促使黃金高位攀升，更讓我們焦慮的是，大量從金融市場流出的資金現在又開始去綁架工業生產的上游資源，這對我們目前以投資為主創造財富的發展中國家而言，意味著經濟成本正變得越來越高，不知不覺間，中國產品的“性價比”優勢“被”人為打壓了。中國的貿易結構提醒我們：在出口減少的同時進口也會隨之減少，而中美貿易不平衡或美國貿易逆差格局並不會發生多大的實質性變化。除了實體經濟面的負面影響外，流出歐美市場的大量資金，再加上現在資金借貸成本因為歐美利率過低會變得越來越小，今後流出的資金規模會變得越來越大，而高儲蓄、高增長、甚至市場低效率而不斷變得高開放的中國理所當然就成了這一輪全球金融資本首選對象。所以，中國宏觀調控面對著巨大壓力，周小川最近的“池子”論就是一個突出的表現。
我們必須抓緊思考美國暫時放棄“貨幣錨”功能將給中國所帶來的衝擊，以及包括人民幣匯率調整在內的“以我為主”的應對策略。
目前中國經濟所面臨的通脹，和以前歷次所遇到的通脹，性質上不完全一樣。上世紀90年代初的通脹是短缺經濟造成的，前兩年的通脹是經濟過熱造成的，而今年我們遇到的壓力增加了新內容：由於經濟復蘇和發展主要是靠政府積極推動，所以，大量產業資本，尤其民營資本因為擅長做生意的國際舞臺並沒有重新開張，而新的舞臺又沒有機會和條件去發揮能力，被迫“閒置”，另一方面，國企和央企雖然沒有流動性約束但由於追求商業利潤的動機不亞於民營資本，所以，他們雖然沒有“很乾脆地”成批向金融資本轉變，但他們的資金規模和民營資本不是在一個起跑線上，所以，他們在金融市場上屢打“擦邊球”的投機行為給中國經濟造成的莫測風險，並不比民營資本小。因此，儘快改變“輸血型”的經濟發展的支撐方式，通過不斷完善的制度建設和政府到位的公共服務等措施來打造出市場自身“造血型”的經濟發展活力，是從根本上解決當前中國經濟結構性通脹的關鍵要素。
美國這場金融大海嘯和各國政府的救市方式，加大了區域、產業、階層之間的“收入分配的不平等”，雖然在程度上各有差異，這讓各國政府修復經濟創傷的社會基礎變得非常脆弱。無論美國的醫療改革制度，還是日本的社會福利機制的改革，都遇到了前所未有的障礙。中國也不例外，中西部地區的發展扶持、階層之間收入再分配機制的改革和調整等都是十分艱巨複雜的工程，不僅需要時間，更需要智慧和理念上的創新。但是，如果現在不能及時找到有效的治理方式，那麼，中國經濟改革的內部壓力就會隨著越來越嚴重的收入分配不平等的問題而不斷增大。
所以，在“十二五”期間，為了實現“包容性增長”的目標，非得儘早拿出一套綜合治理“收入分配不平等”問題的有效措施不可，而這可能涉及政治、經濟、法律、文化和倫理等各個相關領域。
（孫立堅 作者係復旦大學經濟學院副院長、金融學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