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在收入分配結構嚴重失衡，很多老百姓感到無錢可花，有錢不敢花，個別階層卻有錢沒地方花。”全國人大財經委副主任委員尹中卿在接受中國青年報、中青線上和新浪網聯合訪談時說，出現這種情況，主要是因為30年來，初次分配時收入越來越向資本傾斜，勞動者的工資長期不提高。
有一種觀點認為，提高勞動者工資，會導致現在企業的成本提高。甚至有人認為，2008年的金融危機就是因為《勞動合同法》提高了勞動者的工資，使很多企業短期內難以消化勞動力成本導致的。還有人說，現在的通貨膨脹有成本推進型的因素，其中包括勞動者工資提高。
“我覺得這些說法很不公平。”尹中卿說。在《勞動合同法》制定的2008年9月，他在調研時發現，在一些地方，當父親的當年打工時的月工資，和他的兒子長大後再去打工時工資基本一樣。如果考慮到物價上漲的因素，他們的實際收入是減少了。
在尹中卿看來，出現這種情況，是因為政策沒有及時維護勞動者的權益。他建議，政府應加強《勞動合同法》的勞動監察，及時提高最低工資標準，允許勞動部門、資方和工會三方集體談判勞動工資。“我覺得，只要能做到一條，就能極大地提高勞動者在第一次分配中的收入水準。”
還有一些企業經營者說，對中小企業，特別是微小企業來說，稅費負擔本來就很重，如果再提高工人工資，有些企業可能就得關門。那麼，提高的勞動者工資，這筆錢應由誰來出？
尹中卿表示，對中小企業，特別是小型企業、微利企業，應該降低稅負和費用標準。現在，年均收入3萬元以下的小企業按一半繳稅，但“這還不夠，還可以更低”。比如，他建議，對剛剛創業的、雇工8人以下、或年盈利率低於3%以下的企業，還應該免稅。此外，如果企業雇用的工人多，還要給予獎勵和補貼。
“財政收入今年可能增收幾千億，”尹中卿問，“為什麼GDP增長只有9%左右，但稅收增長了20%多？”他認為，這些數據表明，我國稅收比較高，“國家應通過減稅、降稅、免稅甚至是獎勵的辦法，鼓勵企業提高勞動者工資。”
尹中卿還認為，國企是在近3000萬國有企業職工下崗的前提下上市的，因此，國企應為國家多作貢獻，比如，現在提出要將國企的納稅比例從5%提高到8%，提高了3個點，“如果按8000億的稅後利潤算，提高3個點就等於增加了240億。這筆錢只有投入公共財政裏，才能給全體老百姓用。”
尹中卿指出，在收入再分配領域裏，還有兩個結構性矛盾。第一，國家財政收入將近6萬多億元，中央佔4萬多億元。地方越來越窮，中央越來越富，導致地方上的財力與人事權不匹配。
“最終解決城市居民社區的一些公共事業保障，不是靠中央，是靠地方政府。”尹中卿說，如果地方政府連吃飯的錢都管不住，根本談不上把公用事業搞好。
第二，不能國富民窮。尹中卿說，有些外國人覺得中國政府是全世界上少有的有錢政府，好像錢都花不完，不僅可以搞一般的公共項目，還可以搞建設。
“我們的政府為什麼能辦奧運會、世博會、亞運會？錢從哪來？這些都投了，能收回來嗎？這反映了政府有錢，老百姓呢？”尹中卿說，我們有全世界最大的高鐵，有最大的水利樞紐工程，但同時也有天價的幼兒園、高價的養老院，這說明政府公共職能缺位，並沒有把錢放在醫療設施、教育設施、文化設施、養老這些方面，導致上學難、看病貴。“如果政府過多關注基礎設施建設開支，而不關注社會事業發展和民生設施、社會保障，老百姓就會有後顧之憂，有錢也不敢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