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民7月26日正式出任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副總裁。和早已出任世界銀行副行長的林毅夫一樣，朱民個人升遷體現了外部世界對中國綜合國力上升的承認，表明外部世界有意願接受中國在國際經濟事務中話語權提升。朱民在IMF內部可望發揮的最大作用，並不應當是直接地分配“硬”資源，而應當是推動潛移默化地重塑國際經濟組織的思維方式，以求最終實現更公正合理、更符合實際的國際經濟決策。
IMF目前最“硬”的職能是擔任事實上的全球“最終貸款人”，而中國是目前全球外匯儲備最多的國家，在可預見的未來不可能遭遇致命的國際清償能力危機或國際流動性危機。IMF的這項職能對中國而言談不上生死攸關，而且中國已經通過推進事實上的“亞洲貨幣基金”來至少部分替代IMF的“最終貸款人”職能。
但中國受IMF偏頗思維方式的困擾並未明顯減輕。7月21日，IMF發佈對中國的“第四條款磋商報告”，稱人民幣匯率被低估，要求中國允許人民幣進一步升值，主張中國政府通過人民幣升值來緩解通脹和房地產泡沫等風險，理由是人民幣升值可以幫助降低油價、食品價格和其他進口產品的價格。
IMF上述報告的偏頗顯而易見，因為自從去年6月中國重啟匯改以來，人民幣對美元升值已超過5%，由於美元約佔全球貿易流動的80%，對美元的升值幅度最能反映人民幣在整個國際貨幣體系中的情況。因此，儘管人民幣可能對其他貨幣有所貶值，但認為人民幣被整體低估的說法站不住腳。這份報告沒有提及中國作為全球穩定和增長的重要來源所發揮的作用，在許多其他新興市場經濟體匯率最近出現大幅貶值的情況下，中國始終抵住貶值壓力。IMF在重點關注出口份額上升的同時，卻忽略了中國進口份額的急劇上升。
而且，中國的通脹主要是輸入型通脹，來源於美聯儲的道德風險——即通過寬鬆貨幣政策轉嫁通脹壓力的做法。人民幣升值消除不了美聯儲的道德壓力，對解決輸入型通脹沒有用處。進一步分析，輸入型通脹主要來源於價格傳導和流動性機制，從價格傳導機制來看是國際大宗初級商品價格上漲傳導到國內的價格上漲。由於初級市場是個賣方壟斷的市場，不論人民幣如何升值，壟斷的賣方都會相應跟進抬高價格，對解決價格傳導造成的輸入型通脹無益。而從流動性通脹傳導來看，相當部分是通過資本流動形成的，一旦抬高人民幣匯率，只會更加刺激資本流入，因此通過人民幣升值的做法來解決通脹無異於南轅北轍。
不僅這份針對中國的第四條款磋商報告，放眼IMF以往歷史紀錄，其偏頗思維方式導致的問題已經出現過不止一次。比如，IMF這個國際“最後貸款人”的危機救援貸款，通常附加了嚴厲的條件——以“穩定計劃”（stabilization program）為名要求受援國實施嚴厲、廣泛的經濟結構調整，而這些附加條件往往不現實甚或對擺脫危機有反作用，從而大大削弱了IMF的貸款職能。無論危機具體情況如何，IMF給危機國家開出的藥方一概是“自由化＋財政緊縮”的萬應靈丹。儘管這種措施對源於高額財政赤字的危機可能是對症的，但對於根源在於金融部門、且具有自我實現性質的危機卻全然沒有效力，反而可能導致內需進一步萎縮、信貸危境而加劇危機的痛苦。即使僅僅就財政部門而言，“自由化＋財政緊縮”的IMF穩定計劃也往往無法實現財政平衡目標，反而有可能造成自我實現的財政危機——內需萎縮以及信貸危境所造成的三角債導致財政收入下降速度超過支出削減速度。在1998年的俄羅斯危機中，我們就看到了這種情形。正因為如此，“IMF蕭條”乃至“IMF騷亂”在接受救援的危機國家並不罕見。
IMF的偏頗思維方式當然離不開西方國家的強烈主張，但得以貫徹，乃至成為其自覺行動，卻是建立在其人員構成的特點之上。美國和西方國家對IMF、世界銀行等國際金融組織的控制也並不僅僅表現在議事規則方面，更表現在人員構成上。在IMF和世界銀行，越是高層職位，西方人所佔比例越高：在專業工作人員中所佔比重高於在輔助工作人員中所佔比重；在管理層所佔比重高於在專業工作人員中所佔比重在管理層中；在掌握決策實權的專門職業序列中所佔比重大大高於在不掌握決策實權的經濟學家中所佔比重。即使是發展中國家國籍的專業職員，也絕大多數是發達國家教育背景。國際金融組織上述人員構成特徵不會輕易改變，也決定了發達國家人士擔任其首腦更容易管理。
IMF章程中的決策規則條款沒有根本改變，美國對重大事項的“一票否決權”並未被推翻，中國在IMF內部的決策權也不會因為朱民上任而一夜之間發生根本性的改變，但應該看到，越來越多的來自新興國家的經濟學家開始走上國際舞臺，擔任各大金融組織高層，新興國家在國際金融事務中的話語權逐漸提升。在一定程度上，這將推動潛移默化地重塑國際經濟組織的思維方式，最終實現更公正合理、更符合實際的國際經濟決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