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改革與中國大轉型——訪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資源與環境政策研究所副所長李佐軍
黨的“十八大”為中國未來的發展描繪了宏偉的藍圖，指明瞭未來發展的方向與途徑。因此，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或加快轉型，全面推進經濟、政治、文化、社會和生態五個領域的全面改革成為走向美好未來的關鍵。
剛剛閉幕的“十八大”描繪了中國未來的發展藍圖，也指出了走向未來的途徑。其中，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或加快轉型，全面推進經濟、政治、文化、社會和生態五個領域的改革成為走向未來的主要途徑。那麼，中國如何推進轉型和全面改革？中國經濟時報報記者就此專訪了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資源與環境政策研究所副所長、研究員李佐軍。
中國正進入第三次大轉型階段
中國經濟時報：在國際經濟復蘇不確定性加大、國內經濟增速放緩的大背景下，大轉型成為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的必然選擇，請您具體談談中國目前處於何種轉型發展階段。
李佐軍：我認為，中國目前正處於第三次大轉型階段。
首先，我們必須明確轉型的含義和分類。我認為，轉型是指制度或體制、發展方式或發展模式、經濟社會結構的重大變化。轉型可以分為廣義轉型和狹義轉型：廣義轉型是指包括制度或體制轉型、發展方式或發展模式轉型、經濟社會結構轉型在內的全方位轉型；狹義轉型是專指發展方式或發展模式的轉型。下面我們要討論的轉型主要指廣義轉型。若從廣義轉型角度看，目前我國正進入第三次大轉型階段。
第一次大轉型是指建國初期我們推進了從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和新民主主義社會向社會主義社會的全面轉型，這是社會根本制度的一次大轉型。在這次大轉型中，我們通過社會主義改造，很快地建立起了以公有制、計劃經濟、按勞分配為主要特徵的社會主義制度，以及與之相配套的以戶籍制度為核心的城鄉分割制度等。
第二次大轉型是在改革開放以後，我們推進了從計劃經濟體制向市場經濟體制的轉型。八十年代初期和中期，重點推進了農村家庭聯產承包制改革、農產品流通體制改革，同時大力發展鄉鎮企業和小城鎮，允許農民進城落戶。 1984年之後在推進農村改革的同時，逐步將改革重心轉向城市，重點推進價格改革、國有企業改革等。 1992年鄧小平南巡後，經濟改革開始全方位推進，“十四大”提出了建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改革目標，自此改革在企業改革、價格改革和政府宏觀調控改革等方面全面展開。 “十五大”又進一步提出了國有經濟戰略性改組和依法治國等，在亞洲金融危機爆發後重點推進了政府機構改革、企業所有制結構改革、糧食流通體制改革等，同時加入WTO，走上了全方位對外開放的道路。客觀說，計劃經濟體制向市場經濟體制的轉型還在進行中，目前已經形成的只是初級市場經濟體制。
第三次大轉型主要是推進發展模式或發展方式轉型。這次轉型的起始點有兩種說法：一種說法是“十六大”提出科學發展觀之後；另一種說法是“十二五”規劃提出以轉變發展方式為主線之後。科學發展觀強調“以人為本”，強調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強調統籌兼顧，強調“五個統籌”，強調建設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推進自主創新、建設新農村和建設兩型社會等。 “十二五”規劃強調以科學發展為主題、以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為主線，強調將經濟結構的戰略性調整作為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主攻方向，將技術進步與創新作為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重要支撐，將改善和保障民生作為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出發點和落腳點，將建設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社會作為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重要著力點，將深化改革擴大開放作為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根本動力，同時“十二五”規劃還強調要平穩發展、內生發展、升級發展、統籌發展、創新發展、綠色發展和和諧發展。顯然，第三次大轉型尚處於進行之中。
必須指出的是，第三次大轉型看起來是狹義轉型，但事實上發展方式轉型是不可能單獨進行的，它依賴於制度等其他轉型。在“十八大”提出“五位一體”建設之後，第三次大轉型就不僅僅是發展方式轉型，而是一個包括經濟轉型、政治轉型（改革）、文化轉型、社會轉型、生態轉型等內容在內的全面轉型。因此，這次轉型具有廣泛性、綜合性、深入性等特點。
第三次大轉型勢在必行
中國經濟時報：中國為什麼要推進第三次大轉型？
李佐軍：我認為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的原因，也就是“五個勢在必行”：
一則經濟轉型勢在必行。一是中國經濟已經從高速增長階段開始逐步轉入到中速增長階段，意味著我們必須實現從“速度效益型經濟”向“品質效益型經濟”轉型；二是中國經濟已經進入到 “高成本時代”，意味著我們必須實現從“低端經濟”向“高端經濟”轉型，必須大力發展高附加值產業、知識和技術密集型產業，這樣才能消化高成本帶來的壓力；三是中國經濟已經進入到工業產能全面過剩階段，意味著我們必須實現從“模倣經濟”向“創新經濟”轉型，這樣才能逐步消化產能過剩；四是我國工業化已進入中後期階段 （重化工業階段的下半場）、城市化進入到加速階段的後半階段，意味著我們必須實現從“製造業經濟”向“服務業經濟”轉型，或者“工業經濟”向“服務經濟”轉型；五是國際經濟危機還在持續，國際經濟還將持續低迷一段時間，意味著我國必須實現從“外需經濟”向“內需經濟”轉型。
二則政治改革（轉型）勢在必行。一是我國進入中等收入階段之後，中產階級比例提高，公民的權利意識不斷增強，對政治改革提出了新的要求；二是我國進入移動網際網路時代，公民的維權成本有所降低，維權渠道有所拓寬，政治訴求更加廣泛，增加了政治改革的動力；三是各級政府的債務壓力加大，增加了政府轉變職能的緊迫性；四是一些領域消極腐敗現象易發多發，反腐敗鬥爭形勢依然嚴峻，也使政治改革更為迫切。
三則社會轉型勢在必行。一是貧富差距擴大的趨勢尚未遏制，提出了建設公平社會的要求。貧富差距擴大是當下社會普遍關注的問題。目前，我國正在著力解決這個問題，但還沒有得到很好解決。二是城鄉差距依然較大，提出了建設城鄉一體化社會的新要求。三是社會矛盾明顯增多，群體性事件不時出現，提出了建設和諧社會的要求。四是人口老齡化社會提前到來，“人口紅利”減少，提出了加快建設適宜福利社會的新要求。
四則文化轉型勢在必行。一是部分人信仰缺乏，少數黨員幹部理想信念動搖，要求大力發展信仰文化；二是一些領域道德失范，要求大力發展道德文化，重建道德底線；三是整個社會公民意識淡薄，要求大力發展公民文化；四是一些領域誠信缺失，要求大力發展誠信文化；五是科技創新能力不強，要求大力發展創新文化。
五則生態轉型勢在必行。一是全球氣候變暖，使得降低溫室氣體排放，尤其是二氧化碳排放，成為生態轉型的內在要求。二是全球能源危機，使得能源價格不斷上漲，對生態轉型提出了要求。必須通過發展新能源、優化能源結構來緩解目前能源短缺的壓力和矛盾。三是全球性水資源短缺，提出了加強生態環境保護和建設的要求。中國很多地區，尤其西北地區嚴重缺水，有些居民甚至連最基本的生存用水都得不到保障，工業用水也嚴重短缺。解決水資源問題，必須通過植樹造林、生態保護、涵養水源，使大氣正常迴圈，從而實現生態平衡。四是目前各種污染事件頻發，也使得生態轉型成為當務之急。
轉型轉不動的根源和障礙
中國經濟時報：實際上，轉變經濟增長方式在上世紀九十年代中期就已經提出來了，但從這麼多年來的轉型來看並不是很順利，沒有達到預期的效果，其原因何在？
李佐軍：在我看來，轉型轉不動的根源和障礙主要有四個：
一是我們沒有抓住轉型的軸心。一直以來，我們主要在轉型的週邊打轉，經濟社會全面轉型的軸心是各種主體和制度，主體包括政府和企業，制度包括法律、文化、政策等。我們總在強調經濟結構轉型，實際上經濟結構轉型只是表像，決定經濟結構轉型的因素是主體和制度。也就是說，只有主體和制度轉型了，經濟結構才有可能轉型。問題是政府自身的轉型、國有企業的轉型、法律制度的轉型、文化的轉型等還沒有得到實質性推動，所以轉型的效果不理想。
二是沒有消除轉型的主要障礙。轉型的主要障礙是既得利益集團的阻礙。既得利益集團包括擁有特權的政府部門、壟斷行業和國有企業等。這些既得利益群體由於受惠于過渡型體制，因此它們不大願意轉型，因為一旦徹底轉型，部分權利和利益就會喪失，這無疑成為轉型的主要障礙。要消除這些障礙有賴於一系列深層次的改革。
三是沒有對指導思想和發展目標做及時調整。決定轉型的重要因素是指導思想和發展目標的設計。比如究竟是追求數量還是追求品質？是追求GDP還是追求老百姓的收入？是追求大國還是追求強國？是主要追求基礎設施這些硬實力，還是主要追求文化道德這些軟實力，這些目標的設計都在很大程度上決定著轉型的方向和成敗。目前，地方政府的考核目標主要還是GDP、財政收入、工業產值等指標的增長，還沒有把考核的重心真正轉到效益、品質、民生、環保等這些指標上來。因此，轉型在地方政府層面常常落不到實處。
四是尚未形成上下齊轉型的共識和氛圍。轉型是一項複雜的系統工程，需要全社會的共同行動。要想順利推進轉型，就必須形成全社會的轉型共識和氛圍。但我們還沒有形成這種轉型的共識和氛圍。而且，由於轉型的複雜性、艱巨性和長期性，各個方面對轉型的方向、途徑、措施等還存在較大的分歧，這也延緩了轉型的進程。
全面改革是推進轉型的根本動力
中國經濟時報：那麼，如何消除轉型的主要障礙呢？
李佐軍：我認為，要消除轉型的主要障礙，就必須推進全面改革，之所以這麼說，主要有以下幾個理由：
首先，改革本身就是轉型的核心內容。根據前面提到的廣義轉型定義，轉型包括制度和體制的轉型，即制度或體制改革是轉型的題中之義。推進全面改革的過程，也就是推進全面轉型的過程。抓住改革也就抓住了轉型的核心內容。
其次，改革或制度轉型是其他轉型的根本動力。制度是影響其他各種轉型的根源性因素，制度改革是推進其他各種轉型的根本動力。不管是產業結構轉型還是區域結構轉型，不管是內外需結構轉型還是污染排放結構轉型，其根本動力都在制度改革。因為任何一種轉型都依賴於一個一個的主體（政府、企業和公民）去採取有利於轉型的具體行動。而所有這些主體的具體行動都受制于制度設計：如果給它一個激勵性制度，它就會積極轉型；如果給它一個反向制度安排，它就不會轉型了。所以，我們必須通過制度的創新、制度的優化、制度的改革來創造有利於各種主體向轉型目標前進的制度環境。
再次，制度不改革下的轉型將可能誤入歧途。在不合理制度下推進其他結構轉型，不僅轉型不好，而且會將轉型轉歪了。比如，目前各地都在推進產業轉型升級，在政府轉型不到位的情況下，政府主導地方產業轉型升級，很可能出現拔苗助長、寅吃卯糧、將經念歪的情況，並留下很多後遺症。產業轉型升級應主要由企業和市場來推進，政府只能進行適當的引導，而不能主導。因此，只有先通過改革將制度調整合理了，再推進產業轉型等，才能達到較好的效果。
最後，將制度改革好了，產業等非制度轉型就是一個自然的過程。通過改革建立起合理的制度後，各個主體會按照合理制度的引導，自發調整自己的行為，最後逼近合理的結構。如果我們將政府職能轉變好了，將核心制度設計好了，轉型是無需費力推動的，它會自然而然地實現。（記者 周子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