構建中國自主符號學理論體系
作者：曹忠（四川大學文學與新聞學院符號學—傳媒學研究所成員，符號學專業博士）
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國人民大學考察時指出，“加快構建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歸根結底是建構中國自主的知識體系”，無疑為當下和未來中國哲學社會科學的發展指明瞭方向、描繪了藍圖。這一重要論述是廣大哲學社會科學工作者開展研究的根本遵循，構建中國自主知識體系並非“空中樓閣”般的口號，應是每一學科在這一要求指引下的具體實踐。只有主體性、原創性、本土性的中國自主理論被具體學科所實踐、所提出，中國自主知識體系才能真正可能得以構建。因此，廣大哲學社會科學工作者要立足各自學科實際，以體系化和學理化的方式探索和構建本學科的中國自主理論體系。
符號學曾被學者認為是“文科的數學”，是哲學社會科學的“總方法論”,其理論 “操作範圍”，幾乎可以涵蓋哲學社會科學全域。同時，21世紀被稱為是符號的時代，符號不僅深入我們經濟、社會、文化和生活的方方面面，“講好中國故事”“傳播好中國聲音”也離不開中國自主符號學理論的支撐。因此，構建中國自主符號學理論體系，既是為哲學社會科學各領域提供一套中國自主的符號學分析工具，更是以“中國之理”參與到“世界知識圖景”構建的具體實踐。
構建中國自主符號學理論的可行性
理論可行性是對某一研究的必要性、科學性和合理性的論證。中國自主符號學理論的構建可行性，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
一是中國符號學的學科話語權缺失，是構建中國自主符號學理論的必要性所在。20世紀80年代後期，美國符號學界領軍人物西比奧克在《符號學領域》一書中，介紹了包括日本、蘇聯、印度等國在內的27個國家的符號學研究狀況，卻完全沒有提到中國。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中國符號學研究不僅遠遠滯後於歐美等傳統符號學理論強國，甚至也落後於同在亞洲的日本、印度等國。造成這一現象的原因，與20世紀80年代西方現代符號學理論的大規模譯介和接受有關。在這一過程中，諸多中國符號學者一度把西方符號學理論奉為圭臬，從而使中國的符號學理論研究既無理論的獨創性，也未彰顯中國的民族特色。因而，打破西方符號學理論宰制，構建中國特色的自主符號學理論體系，已成為中國符號學界不得不直面的緊迫議題。
二是中國現代符號學的學科發端獨立性，是構建中國自主符號學理論的科學性保障。20世紀初，西方現代符號學者索緒爾和皮爾斯，分別提出了基於語言學和邏輯學的符號學理論，構建了西方現代符號學理論體系。大約也在同一時期，中國現代語言學先驅，被譽為“中國現代語言學之父”的趙元任也對符號學進行了科學性研究，並首次提出了中文的“符號學”概念。根據國內符號學者趙毅衡考證，趙元任對符號學的學科探索，是獨立於索緒爾、皮爾斯等西方符號學先驅的。因而，構建具有現代性特質的中國自主符號學理論，是有科學性的中國理論源頭可依的。
三是中華民族深厚的文化傳統，蘊含著豐富而富有特色的符號學思想，為構建中國自主符號學理論提供了思想資源支撐。先秦的易學、儒學、道家學說，兩漢的讖緯學，魏晉玄學，隋唐佛學，宋明心學，民國時期學者對唯識學的發揚與改造等，都包含了獨具中國特色的符號學思想資源。深入挖掘和梳理中國傳統文化中的符號學思想，推動這些優秀思想資源的創造性轉化，不僅是賡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必由之舉，也是構建中國自主符號學理論的思想保障。
構建中國自主符號學理論要堅持以中國理論邏輯為主體
從現實角度看，中國傳統文化與思想資源是不足以單獨支撐建立一個自主的符號學理論體系的，現代符號學理論是現代性的產物，中國“五四”新文化運動之前的符號學思想資源，散落在各種文化與理論中，對這些思想資源進行學理化、體系化構建，離不開對西方成熟理論的借鑒。但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所強調的那樣：“解決中國的問題，提出解決人類問題的中國方案，要堅持中國人的世界觀、方法論。如果不加分析把國外學術思想和學術方法奉為圭臬，一切以此為準繩，那就沒有獨創性可言了。”因此，這種借鑒的前提是必須保證理論的中國自主性和本土化，即在建構中國自主符號學理論過程中，我們所構建的理論必須要體現中國的理論風格，要彰顯中華文明獨特的思維觀念、文化氣質。此外，以中國理論邏輯為主體，要求我們在中國自主符號理論構建中要始終堅持“融通”原則。在具體實踐中，這一原則體現為“古為今用”“洋為中用”。
首先，中國自主符號學理論的構建是一個古今融合的過程。中國獨特的農耕文化和儒家文化，孕育了異質于西方海洋文明的文化傳統，形成了根植于中國大地的文化觀念和思維習慣。因此，構建中國自主符號學理論的重要任務就是運用現代符號學方法，對這一觀念和思維所彰顯的文化，進行深入的學理化總結以及系統化闡釋。
其次，中國自主符號學理論的構建也是一個“洋為中用”的過程。構建中國自主符號學理論，並不是不加分析地排斥西方符號學理論，而是需要在“洋為中用”的原則下以開放性和建設性姿態，簡擇性接納西方符號理論中的優秀成果。實際上，西方符號學理論已經發展出一套完備而成熟的符號學方法論和學科術語，這恰恰是中國符號學研究中所欠缺的。對於這些優秀的成果，中國符號學者應該積極借鑒和運用，以此來保證中國自主符號學理論構建的學理性和科學性。但在採用這些知識和方法時，又必須堅持以中華文明內生性的思維為理論主體，提出具有主體性、原創性的理論觀點，保證“我們中國人必須用我們自己的頭腦進行思考，並決定什麼東西能在我們自己的土壤裏生長起來”，形成自己的特色和優勢。
構建中國自主符號理論要堅持理論創新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理論的生命力在於創新。創新是哲學社會科學發展的永恒主題，也是社會發展、實踐深化、歷史前進對哲學社會科學的必然要求。構建中國特色符號理論必然離不開對理論的創新，對理論的開拓和創新是中國符號學理論擺脫跟在西方理論後面亦步亦趨面貌的主要手段。
符號學理論創新可大可小，從符號學理論維度看，理論創新可以是對符號學理論中新規律的發現，可以是提出一種新的符號學主張，可以是對符號學分析對象的創新，也可以是方法論上的創新。從可操作性看，中國符號學的理論創新的最大增量在於研究對象的創新。因為，中國符號學理論要具有話語競爭力，就需要回到民族性上，回到中國傳統文化論域，通過對中國傳統文化中符號學資源的梳理和現代性闡釋，以開拓現代符號學研究視野，填補現代符號學研究缺項。
實際上，將東方學術傳統，特別是將中國學術傳統融入現代符號學，已成為近年來中國符號學者關注的重點，並已開展了一些有益嘗試。其中，既有試圖從中國古代體系化哲學資源中，構建具有東方理論底色和思維特徵的原創性理論、觀點、方法論的探索，也有通過對中華傳統文化的深入挖掘，將“中國事物”納入符號應用分析的符號學門類研究。這些研究，在理論和視野上拓展了符號研究疆域，也彰顯了中國知識體系在世界文明互動中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