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氣越來越熱，全國大部分地區即將被高溫覆蓋。國家安監總局、衛生部、人保部、全國總工會四部門聯合修訂並起草了《防暑降溫措施管理辦法》，目前向社會徵集意見已經結束。這意味著已有52歲高齡的《防暑降溫措施暫行辦法》即將退出社會舞臺，全國範圍內的防暑降溫措施終迎立法(5月27日《重慶晨報》)。
一定程度上，規制社會行為並不一律適用於“法海戰術”，調整社會矛盾也不能陷入“立法依賴”。但是，公布於1960年的《防暑降溫措施暫行條例》的確年事已高，其所反映的是上世紀60年代初的社會狀況和經濟狀況，當時的立法者顯然無法想像到今天的經濟結構和就業結構。正是受此羈絆，前年和去年夏季國內部分地區持續高溫不斷，高溫誘發勞動者死亡事件不斷上升，但相關監管部門卻是“高溫保障零投訴零受理”，基層勞動者權益在高溫中備受炙烤。全球氣候變暖的背景下，高溫下的勞動保障已經不僅僅是“體面勞動”的問題，更是防止職業病和工傷事故的必要措施;也不再是一項基層勞動者的階段性福利，而是不可回避的勞動者權利保護問題。放到今天第三產業高度發展並且吸納大量勞動力就業的現實中，高溫下的勞動保障缺失，更是一個重大的民生問題，只有通過立法才能予以根本上的回應。一個溫情的社會，必然是法規站在權利的立場作充分表達的樣式，是以立法為民生“防暑降溫”，既是法制的進步，也是社會文明的累進。
但是，需要注意的問題是，作為《防暑降溫措施管理辦法》的上位法——《職業病防治法》和《勞動法》，在現實語境中並沒有得到剛性張揚。換句話說，作為更具規制力的《職業病防治法》和《勞動法》剛性不起來，已經讓相關領域的法制環境逐漸變得不理想。基於此，《防暑降溫措施管理辦法》能否“藥到病除”，讓高溫勞動的“溫度”降下來，就很值得擔憂。
揆諸細節，相關輿論將《防暑降溫措施管理辦法》的亮點之一，定位到用人單位違反國家有關法規、危害勞動者身體健康，問題嚴重的追究單位及其負責人的相應責任;構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責任。事實上，《職業病防治法》的法律責任以罰款為主，《勞動法》的法律責任多涉及賠償條款，即便就此不論，《防暑降溫措施管理辦法》的處罰條款也較為模糊，所謂追究“相應責任”不具有足夠的震懾力。這種情況下，勞動者維權或許依然走不出艱難的怪圈。
因此，筆者認為，《防暑降溫措施管理辦法》要真正拯救高溫中勞動者的權益，仍需兩方面的努力:其一是加強相關上位法的執法力度，讓整個勞動領域和職業病防治規範起來，為社會的防暑降溫措施拓展落地的法治環境;其二是需要細化和明確防暑降溫的處罰條款與責任追究。法制站在權利的立場表達溫情的一面，既需要法治環境的優化，也需要自身細節的完善。
